《世界是平的》7
出自Guoshuang Wiki
韦恩。克劳福（G.Wayne Clough）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表示，在平坦世界中重新思考教育问题完全是出于必要。克劳福1994年接任校长，他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我作为一个战战兢兢的新生来到这所学校。他们对新生进行军训并告诫我们，‘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毕业’。”乔治理工学院当时的录取制度并不像今天这么严格，但采用的是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原则，并且完全以在校学习成绩为评判依据。正如克劳福所说得那样，这是一种非常冷酷的社会和学习环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所学校的毕业率也只有65%.很多学生之所以没能完成学业，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课程和学习环境都黯然乏味，他们认为学校根本不将学生的成功当回事。
克劳福就任校长时的观点是，美国迫切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因此他的学校担负不起1/3 的学生不能毕业的代价。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提供恰当的教育，而不仅仅是更多的教育，“才能让更多的学生申请这所学校，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毕业”。
克劳福通过回想自己做工程师时的经历来反思乔治理工学院的治学方针。他感觉到，自己这些年来曾经合作过得最好的工程师并非是工程系最好的学生。
“他们知道怎么创造性地思考问题，”他说，“他们当年可能不是最擅长运算微积分方程式的学生，但他们确实能将要运算的方程式界定得最好的学生。 .他们通常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些无形的东西。”
随着克劳福任职时间的增加，他注意到“很多有才能的学生感兴趣的对象不是他们在教室里学到的内容，而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电影制作、音乐制作或者其他不平常的爱好。“和这些学生谈过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我开始想，‘让校园里有更多这种类型的学生岂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校园更有趣，并且有助于那些兴趣单一的学生全方面发展’。”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克劳福逐渐改变了乔治理工学院的招生政策。
他让招生办公室在招收工程系学生时，重点录取那些会演奏乐器、参加过合唱团或其它团队活动的学生。“这样做的原因是，那些拥有其他兴趣爱好的人往往善于沟通、更爱交际、在需要帮助时能更容易寻求到帮助并乐于帮助他人，能统揽全局。 .能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事物综合到一起。”克劳福说，结果是：如今乔治理工学院50% 以上的新生都会演奏乐器或参加过某种类型的音乐团体——以至于克劳福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校园里建成更多的音乐厅。他开玩笑地说：“我创造了一个怪物。”他还创造了更多的毕业生。毕业率从他接任校长时的65% 上升至2005年的76% .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毕业生。
“学生的回应也棒极了，”克劳福说，“选修音乐课学生数量已大为增加。
过去我们几乎没有室内合唱团，现在我们有一打以上。过去我们学校也没有室内乐队（一种小乐队），现在我们有5 个。我们还有电脑音乐合成团队、爵士乐团队以及虚拟的机器人鼓手。“虚拟的机器人鼓手——只有在这种理工大学才会有！
与此同时，克劳福告诉我，乔治理工学院也在组建大乐队（比如行军乐队和交响乐团），参加人数和组建规模都十分可观。一些小规模团队（比如合唱俱乐部）也已大量增加。伙计们，我们是在谈论乔治理工学院，不是朱莉亚（Juilliard ）
乐队。“有太多的学生在寻求参与机会，”克劳福补充说，“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校园里一所破旧中学的教学楼改造成了我们音乐楼，将一座老式教堂的大厅当成一些歌唱团的训练场。
我们还为学生创造了用于锻炼才艺的更为随意的场所，比如新建学生中心的舞台。“克劳福让乔治理工学院处处充满歌声的努力在1996年得到了外力的支持。当时这所学校被选作奥运村，为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休息场所。乔治理工学院的乐队指挥被选作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乐队指挥。奥运会结束后，乔治理工学院被告知可以半价购买奥运会期间乐队成员使用过的各种乐器。”于是我们的乐队规模一夜之间就扩大了一倍，“克劳福说，”这也是让我们走上正轨的推动力量之一。真是棒极了。因为这次机会，我们的行军乐队现在已拥有24个大号。
很少有学校拥有24个大号，下次看保龄球比赛的时候，你可以核对一下。“
很少有重点理工大学的校长以夸奖他们试管器材的方式炫耀他们的大号。但是克劳福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据我猜测，通过让乔治理工学院处处充满歌声——通过给本科教学系统增添对用户友善的特点，通过让该校学生更容易地获取海外教育——它不仅培养了更多工程师，而且是更多为社会需要的工程师。
克劳福称：“会演奏乐器的人或参加过乐队的人通常都更会社交——他们并不是只埋头于工作。”他补充说，这种人更能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综合不同领域的相关知识。比如说，通晓光子学（将太阳光转化为电）的工程师将成为最为抢手的人才。
这要求学生必须接受过基础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电工程学等相关培训。一家大型工程公司主管最近对克劳福说：“不要给我送来只会操作电脑来完成工作的工程师。这种工作都将被我外包到印度。我需要的是适应性很强的工程师——他们可以跨学科思考问题。”
乔治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学院采纳了上述治学方略，并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课程。
网络泡沫破裂后，该学院的入学率开始大幅下降。曾任惠普公司首席技术馆的院长李奇。德米洛（Rich DeMillo）指出：“当时每个人都读到了大量工作流失到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家长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果所有的编程工作都外包到国外，我的孩子毕业后干什么呢？’”于是德米洛和副院长莫里豆。弗斯特（Merrick Furst 从伯克利的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引进的人才）开始走访企业界名流，向他们提出两个简单问题：公司希望雇用什么样的人才，计算机专才怎么被用来给公司带来价值？他们拜访了CNN 在亚特兰大的总部，发现网络已将大量的数字和模拟内容连接起来。很明显，如果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能通过电脑管理所有这些内容，并找到运用这些内容的各种途径（比如电视、手机、视频iPod或网站），这些能运用技术讲故事的毕业生将很容易找到工作。
认识到这一切后，2004年德米罗和弗斯特重新提出了计算机专业的相关要求，并将它们总结为9 条“线”。每条线都将计算机技能和其他领域的一项技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识的综合体——这才是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东西。“‘线’代表课程设计不再是垂直方向，不再一直传授给学生一套固定技术和知识为目标，”
弗斯特在他的课程介绍中解释说：“‘线’代表着水平方向，其目标是让学生广泛积累各种技能和学习经历，这些都是他们在充满竞争的概念时代必需的生存之道。‘线’提供了一套与直觉有关的、灵活且互相强化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让学生刻画自己的独特未来。”
这9 条线分别是计算机和智能、计算机和实时方案（embodiment）、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计算机和平台、计算机和信息、计算机和人、计算机和媒体、计算机和建模、计算机基础。今天，要想拿到乔治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学位就必须得到两条线。
以“计算机和媒体”这条线为例，它要求学生必修计算机科学、沟通学、协作和文学等几门课。弗斯特说，这条线要教会学生“怎样才能通过科技给人们讲故事和创造体验”。你在课堂上会接触从计算机图表到《哈姆雷特》、从人类感性认识到互动小说引擎等诸多话题。因此，比如说，如果你想成为顶级游戏设计师，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计算机和人”这条线让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和计算机基础，帮助他们理解以人为中心的各种设计、建筑和评价体系。选择“计算机与人”这条线的学生可能也会选修“计算机与化身”，这样他们就可以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这9 条线之间的排列组合几乎和星巴克里的咖啡种类一样多。
德米洛在介绍这一项目的文章中写道：“假设乔治理工学院一名计算机毕业的大二学生对计算机安全问题感兴趣。他可能会将‘计算机和信息’这条线（学会数据存储、恢复、解码和传递）同‘计算机和人’这条线（了解人们使用科技的方法和学会尝试与人有关的各种试验）结合起来……他会精心准备一个有价值的计算机身份，设计、发明和建立安全的计算机系统，让人们可以安全地管理他们的信息。”德米罗还表示，不管是单条线还是组合在一起的线，其关键之处在于提供了一套技术模式和学历基础，让毕业生能超出狭隘模式创造价值——这种技术模式在平坦世界的新兴市场模式下肯定很有价值。
德米罗还补充说，25年前计算机学科很简单，“几大类之间界限清楚——硬件、软件和计算程序——你只要通晓任何一类，就能找到工作。你只需做好最擅长的那份工作，就能大展鸿图。你可以负责硬件，可以对系统软件编程，或者主攻应用计算程序。25年后的今天，硬件、软件和计算程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相反现在又出现了商务流程、改变管理和ERP . 这些都是水平性质的关系，并且处于不断地变化中。
如果你是教育界人士，你将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在对学生的要求中，有一些是保持不变的：讲故事的能力，开发智能化产品的能力和创立网络的能力。这些要求是恒久不变的。但现在不同的是，你们必须将所有这些要求水平地汇总到一起。我们的9 条‘线’就是这样的合理汇总。这也是你们需要以这种方式管理整个大学的原因。将各系分割开来的理念本身就是愚蠢的。你们确实需要改变整个方法，这并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问题。“乔治理工学院模式是对平坦世界的认可，它认识到平坦的世界已为各种类型的水平合作提供了工具。因此，学校最好能确保将这些工作和合作观念融入教育过程。
“这种融合必须体现在各个课程中，”弗斯特称，“它不可能是某一门课程，否则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让富有竞争力的人群占到人口的很高比例。”
美国仍将胜出如果上述这些就是进入新兴中产阶层的工作和路径，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创造了好的大环境呢？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提供这些工作和培养平坦世界所需各种人才的能力。是的，我们的确有这种能力。
让我们记下这份清单。首先，我们拥有相对灵活、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各州和大学之间有很多试验和竞争——比如乔治理工学院。美国经济的灵活性是一笔宝贵财富，特别是在为保持竞争力必须不断调整变化的情况下。迄今为止，美国既没有屈从于经济保护主义者（保护本国就业机会），也没有降伏于国家安全保护主义者（排斥外国劳工）。正如南卡洛莱纳州参议员吉姆。德明特（Jim DeMint）
告诉过我的那样，我们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试图“保护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应当保持这种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文化中甘于推翻旧事物、一切重头再来的特点让我们在平坦时代具备了很多优势，因为在平坦的世界里为了推动创新和增长，我们必须更加频繁地除旧迎新。过去我们从农业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然后从工业时代过渡到服务业时代。现在我们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将服务配送到世界各地。过去的每次过渡都会以特有的方式带来痛苦，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能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快、更有效地渡过难关，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开放灵活的特点，我们让市场自主调节市场确实起到了调节作用，尽管也给很多人造成了痛苦。这次向平坦世界的过渡将造成更多痛苦，因为它很有可能触及更多的白领工人。不过，现在决不是停止过渡的时候。
“你们（美国人）已具备一切条件可以从旧的中产阶层进入新的中产阶层，”
Infosys 的南丹。奈里卡尼说，“如果你们先完成这个过渡阶段，你们将成为胜者……
（不过），如果人们感到惊慌并开始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你们就会失败。这是个信仰的问题——你们必须相信这会发生。“在灵活性的庇保之下，美国拥有无数的制度优势。首先，美国拥有很多具备科研能力的大学，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试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从数学、生物学、物理到化学。”我们的大学体系是最好的，“比尔。盖茨如是说，”我们给大学提供研究基金，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高智商的人汇聚于此，我们让他们进行创新并将他们的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我们实行风险激励机制。我们的大学体系富有竞争力并且敢于尝试。他们能试验不同的方法。有100 多所大学对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每所大学都指责别的大学是错误的。这说明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十分混乱的，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各种创新的巨大引擎。
在联邦政府税收资金的资助下，再加上慈善事业的捐赠美国的大学体系还将继续兴盛下去……我们除非犯了最愚蠢的错误，否则财富不会停止增长。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我们可以利用大学教育体系来更快地增加绝对财富。“网络浏览器、MRI （磁共振影响）、超高速计算机、全球定位技术、太空探测设备和光纤电缆等新发明都只是基础大学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波士顿银行的经济部曾做过名为”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影响“的研究。得出的一条结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已创建4000家公司，在全球创造了110 万个工作岗位，销售额也已达到2320亿美元。
美国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也不在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创新，其独特之处是，美国的每个州中都有像麻省理工这样的大学。
“美国有4000所大学，”国际教育协会的主席艾伦。E.古德曼（Allan E. Goodman ）
称，“世界其他地方的高等学府加起来一共才有7768所。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就有大约130 所大学。全球只有14个国家拥有比加州更多的大学。”让我们拿俄克拉荷马州举例。大家在提及科技发展时通常都不会想起这个州，但如今它也成立了本州的科技推动中心（OCAST ）该中心在网站上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为了有效参与新经济竞争，俄克拉荷马州必须继续壮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队伍，建成相互合作、各有专长的大学科研基地，为大大小小的尖端企业培育良好的经营环境……OCAST 推动建立大学- 企业科技中心，该中心可能涵盖很多学校和企业，最终将带动新产业的繁育、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技术的运用。”据大学科技管理者协会透露，美国大学2003年共获专利收入13亿美元。
美国除了拥有大学、公共和私人实验室以及零售商等独特的创新带动机器外，还拥有全球监管最严格、效率也最高的资本市场，可以将新观点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迪克。福斯特（Dick Foster ）是麦肯锡公司的主管，也是两本创新书籍的作者，他对我说：“在美国，我们有一项‘工业政策’——它被称作证券交易所，不管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纳斯达克。”福斯特介绍说，这里就是风险资本被汇集和配置到新观点或增长型企业的地方，世界上没有比美国资本市场更好、更高效的资本市场。
新产品和创新很容易得到风险资本的资助，这也是美国能从平坦世界的平台获益最多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呢？因为科技上新一轮的巨大突破很少由传统公司完成。
发明收音机的人并没有发明电视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没有创立CNN .Lexis/Nexis也并没有开创Google .不过，让风险资本和资本家为下一代Google、CNN 或其他未经市场检验的创新承担风险，意味着那些希望从平坦世界获取最多利益、真正懂得新产品和娱乐形式创新价值所在的人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美国资本市场的良好秩序主要得益于严格监管。在这里，少数股东的利益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中也存在欺诈、越轨和腐败，这些都是市场存在大量风险资金时经常会有的现象。美国资本市场的独特之处并不是会杜绝安然事件的发生，事实是这些丑闻确实发生了。独特的地方在于，当这些丑闻发生时，它们通常都会被美国证交会或财经媒体曝光，并得到纠正。让美国别具一格的不是安然公司而是纽约州检察长埃里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 ），他不辞辛苦地“清理”证券行业和公司董事会。除了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这种类型的资本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福斯特说：“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只有拥有了成功的资本市场后才会在创新方面取得成果，只有拥有了在风险状态下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法律机制才会拥有成功的资本市场。 .美国几个世纪来不断在经济领域做出尝试，我们是幸运的受益者，我们是已经有效果的试验品。”
上面所讲的这些都是美国“酱”的核心秘密，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值得我们珍藏和培养。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欣赏这些可贵的东西，我们需要和外界人士交流心得，比如印度Wipro 公司的维韦。保罗（Vive Paul ）。“我将给你列的清单上再增加三点，”
他对我说，“一个是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我们经常忘记美国的这一特性，“说到做到—创建—破产—重头再来”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事情。这种社会状态举世无双，我们的开放性是一笔巨大财富，也是吸引众多外国朋友的地方，在他们国家会有各种限制。
保罗说，第二点就是“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进一步鼓励人们提出新的观点。平坦世界的机制可以激励新产品或程序的开发，因为它们瞬息之间就能达到全球规模。但是，如果你是新观点的提出者，你自然希望知识产权得到保护。“没有哪个国家会比美国更好地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Paul表示。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创新者希望来美国工作和注册知识产权。
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法。解雇夕阳产业的员工越容易，朝阳产业就越容易招到雇员。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特别是在将美国劳工市场和严格监管下的德国劳动市场对比之后就更会有此感。德国政府对雇用和解雇都有严格的限制。美国能在机会最多的地方迅速投入资本和劳动力，在前期投入已获利不多的情况下迅速重新配置资源，这些灵活性都是平坦世界中所必需的。
美国“酱”还有一个秘密：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消费者市场，拥有最多的“初体验者”。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介绍一种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服务，你绝不能漏掉美国这个大市场。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将拥有十分稳定的就业来源。
如果你想对所有这些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造成的静效应进行总结，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信任。它们创造和带动了很高的信任水平，这也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从多方面来看，信任是美国“酱”中所有成分的产物。
LRN 公司的创建者多弗。塞得曼（Dov Seidman ）称：“我们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国家，因为我们同意受制于反映在制度和法律上的价值观和原则——这些比任何个人都更有权威且更持久。”LRN 这家公司为全球企业提供伦理和治理建议，这些内容我将在第十一章中讨论。这些模式和制度使一切具有可预测性，进而导致了信任的产生——相信创新将受到保护、相信货币稳定、相信我们的法律体系。塞得曼认为，所有这些推动了创新。
为什么呢？因为在信任度很高的社会，诸如美国，人们知道他们可以依赖某些规则和原则框架来管理他们的个人和商务生活。“如果你从沙地上跳起，另一个人从硬木上跳起，”塞得曼问，“谁会跳得更高呢？当然是那个从硬木上跳起的人。
信任就是那块硬木。它给你带来的可预测性让你可以跳得更高……没有信任就没有冒险，没有冒险就没有创新……如果你想让更多人承担创新带来的必要风险，那就需要更多的信任。“信任度很低的社会将不会产生持久的创新。
在平坦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复杂问题也日渐得到解决，拥有信任度很高的社会更将是一种优势。
“在合作性的世界，拥有充分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塞得曼补充说，“因为人们越信任对方或他们的领导，他们就越有可能合作愉快。”
美国确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会合点之一。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结交，学会互相信任并建立水平性质的朋友和联盟关系。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受过教育的一名印度学生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家软件公司，由此结成的这种信任和理解关系对于未来的合作确实至关重要，即使有朝一日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没有什么能比耶鲁大学将研究工作外包到中国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向我解释说，耶鲁大学在中国有两大研究中心，一个在北京大学，另一个在复旦大学。列文说：“这种机构间合作关系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校方的行政命令，而是来自学者和科学家个人之间的长期友谊。”
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合作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呢？列文说，首先是因为耶鲁的一名教授许田和两大机构都很有关联。他在复旦读完本科，然后在耶鲁拿下博士学位。
列文解释说：“许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五位合作者都曾接受过耶鲁大学的培训。”
其中一位是和许教授一同在耶鲁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一位在徐教授耶鲁同事的实验室做过访问学者，另一位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耶鲁，并回复旦拿的博士学位，还有两位在徐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同样的，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成立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也有着类似的故事。
徐教授是遗传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已从国家健康协会和休斯（Howard Hughes）
基金会获取专项基金用于研究遗传学和癌症及其他神经变性疾病的关系。这种研究需要大量实验支持，需要在动物身上研究基因突变问题。列文解释说：“为了找到导致某些疾病的特定基因，你需要测试很多基因，你需要做很多试验。人力的增加自然是很大优势。”因此，耶鲁实际是通过创建复旦- 耶鲁生物医药研究中心将实验工作外包给了复旦。每所大学都自行担负劳务和研究费用，所以它们之间不需要资金往来。但是中国方面主要从事的是基础技术工作，需要的是大量技术人员和实验动物，这一研究成本要比耶鲁低得多。耶鲁方面主要从事数据分析这种高端工作。通过合作，复旦师生和技术人员可以接触到高端研究，耶鲁也可以得到大规模试验的支持。如果耶鲁试图在（学校所在的）纽黑文市建成与复旦同样的研究规模，其成本将高得吓人。而且，像这样的项目在美国的支持实验室只会有30名技术人员，但在复旦会有150 人。
“收获是双向的，”列文说，“我们的试验人员得到的是显著提高的生产效率，中国方面则培训了他们的研究生，而且他们年轻的教学人员也和我们的教授成了合作者，后者都是该领域的领头兵。这一合作给中国增加了人力资本，给耶鲁带来了创新。”
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可以互访，所建立的关系无疑为未来得更多合作作好了铺垫。与此同时，列文补充说，在合作过程中耶鲁也做了很多法律准备，以确保耶鲁能获得其中的知识产权。
“科学没有国界，”列文说，“这种类型的国际分工是很合理的。”他说，耶鲁大学坚持认为，中国实验室的工作条件是世界一流的，并且双方的合作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各项设备的质量。“实验室动物的生活条件也达到了美国标准，”
列文说，“这里不是老鼠的血汗工厂。”
如果将上述内容综合到一起，你就能拥有美国的神秘“酱”，它由以下成分混合而成：制度、法律、能带来信任的文化模式、创新以及让我们能不断给经济增添活力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合作关系。平坦的世界没有什么让美国人不能应对，只要我们卷起袖子以正确的方式教育我们的年轻人并且不断丰富我们“酱”。我们是在这样做吗？
这是下面两章要谈的内容，但让我给你一个提示：答案是否定的。
第八章静悄悄的危机
在以前的奥运会比赛中，美国队很少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现在看来，美国人应该逐渐适应这种情况了。
——摘自2004年8 月17日美联社发自雅典奥运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美国男篮以微弱优势战胜希腊》
中国人现在对我们国家处在衰退态势中深表同情。很多中国朋友向我提及了他们的谚语：“富不过三代”，他们难以理解美国为何变得如此的无秩序、无理智和无节制。“莱温斯基丑闻”在他们眼中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时间浪费，他们过去的皇帝可以有成千个妃嫔。中国人同样惊叹美国人允许自己借贷泛滥，让公立学校赤字运行，而媒体只对喂食管、影片《十戒》和如何做到多吃不胖感兴趣。
——美国商业协会中国理事会前主席詹姆斯。麦克。格雷高（以前是一个驻华记者，现在在中国经商）在2005年7 月31日《华盛顿邮报》如此写道。
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正在和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与其他国家男子篮球队同美国男篮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已不相上下的场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众多NBA 明星组成的美国男篮，在输给波多黎各、立陶宛和阿根廷后，只拿到铜牌，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在此之前，美国男篮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只输过一场比赛。曾记否，美国当年指派全美高等院校体育协会的学生球员参加奥运会篮球比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学生球员足可以摆平其他国家的全部参赛队伍。再往现后，挑战出现了，我们开始派出职业球队出征，而职业球队也逐渐受到挑战。
因为其他国家的球队在不断地学习，知识技术的传播越来越快。其他国家球队的教练可以从因特网上下载美国球队的训练方法，并通过卫星电视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收看NBA 比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可以通过ESPN体育台观看精彩场面的录像。
由于导致世界变得平坦的因素相互交织，大量的初露锋芒的篮球天才从世界各地来到了NBA 的赛场，这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中国、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球员。当奥运会开始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用他们在美国磨练出来的技术为国家队效力。所以，20年前美国在奥运会篮球赛场上的优越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NBA 的技术水平正日益变成香草冰激凌。如果美国想继续在奥运会篮球比赛中保持统治地位，我们必须在技术上再上层楼。过去的标准已经成为历史。如同IBM 的乔尔。
考利对我说的：“球员一个个单挑，来自立陶宛或波多黎各的篮球队员还不能与美国队队员相抗衡，但是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整体作战时，当他们之间配合的比美国队更流畅时，其对美国队是极具威胁性的。”
2004年8 月26日，体育专栏作家约翰。范因斯坦在美国在线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男篮的表现是其他国家篮球队水平提高和美国篮球水平下降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篮球水平的下降又是两种长期趋势发展所导致的。
第一个趋势是篮球基本技术的退化。美国的孩子们只是想通过投三分球或者扣篮得分——这些场面你可以从ESPN体育台的精彩场面回放中看到——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如何精确地传球、如何找到空档在拉扯中跳投或者摆脱大块头上篮。这些技术需要经过大量艰苦的训练才能学会。范因斯坦说，今天这一代美国球员崇尚的是玩的精彩，而不是技术的基本功，他们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球员逐渐进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NBA 球员对参加奥运会比赛提不起精神来，”范因斯坦说，“自1984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当时鲍勃。奈特告诉查尔斯。巴克利，他出现在奥林匹克训练营时体重不能超过265 磅（1 磅=0.373千克），而巴克利最终的体重是280 磅（1 磅=0.373千克），奈特把他刷了下来。现在组建奥运会男篮队伍的教练甚至不会检查‘巴克利’们的体重，他会派一辆大型高级轿车到机场去接球员，如果球员要求的话，他们还可以在去宾馆的途中在唐肯快餐连锁店逗留……世界变了，美国篮球界发生的变化却不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约翰。范因斯坦的话放在美国工程技术领域同样适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至今天的美国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第一代人是艰苦的创业者，通过创新发家致富；第二代人守住了所有的财富；第三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变得肥胖、木讷和懒惰，慢慢地挥霍着祖辈留下来的遗产。我知道这种话太尖刻，而且过于泛泛，但是不管怎样，确实多多少少有些道理在里面。美国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变得飘飘然起来，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因特网带来的繁荣给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不必通过繁重的劳动一样可以致富。你只需拿到MBA 学位、快速实现首次发售股票或者签一份NBA 合同，就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再担心以后的生活。但是当我们正在欣赏自己创造出来的平坦世界的时候，大量的印度人、中国人和东欧人正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平坦世界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唯一没有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经济体，因为在过去40年里，我们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竞争。这使我们在各个方面成为世界领头羊的同时，也让我们滋生了自满情绪，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应该是美国的。近几年，这种状况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吹捧消费者而不重视辛勤劳动、投资和战略思考。当我们遭到恐怖袭击以后，对于总统来说，这是一次号召人民更多地关注国家财政、能源、科学和教育等我们一直疏于重视的方面的绝好机会，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这种机会很难得。然而我们的总统没有像当年肯尼迪那样做，相反，他号召我们去消费。
在前几章，我指出了为什么古典的经济理论和美国经济内在的强大实力使我相信：如果我们挽起袖子，做好迎接竞争的准备；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仔细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更多地接受教育；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对技术革新进行投资，那么美国人就用不着担心世界平坦化的到来。这一章是分析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以及如果我们不改变现在的状况，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会有什么事发生。
事实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危机之中。但是这场危机发展得十分缓慢，十分平静。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危机。”雪莉。安。杰克逊说。雪莉。安。杰克逊是200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同时她还自1999年起至今一直担任斯利尔理工大学的校长（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科技大学，建于1824年）。这场静悄悄的危机正在逐渐地侵蚀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工程基础，而这些正是美国人得以不断创新并提高生活水平的来源。
“天还没有塌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杰克逊说。这位受过物理学训练的科学家仔细地斟酌着她的用词：“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技术革新的领头羊。美国开设有最好的研究生课程，有最好的科学基础设施以及把知识转化为利润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的科技界，一场平静的危机正在酝酿。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全球的环境中，要看到所有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不仅头脑清醒，同时还在与我们进行着马拉松比赛，可我们只是短跑成绩优秀。”
雪莉。安。杰克逊知道她在说什么，因为如同其他人一样，她能够以其职业生涯做例子证明为什么美国在过去50年里如此繁荣，以及为什么在下一个50年里，美国的辉煌将不复出现。杰克逊是一名非洲裔女性，1946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
她在一所种族隔离的公立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后来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控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的裁决，她又成为公立小学中第一批受益于反种族歧视政策的黑人孩子。
当她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能够得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前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是美国政府全心致力于把美国年轻的一代培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这种趋势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实施载人航天计划后变得更为强烈。当肯尼迪总统谈到要把人类送上月球时，雪莉。安。杰克逊是正在聆听总统演讲的千百万美国青年之一。她回忆说：“总统的话，鼓舞了我，帮助并推动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成长为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而他们在这些领域所做的突破和创新已经远远超过了载人空间计划的原先要求。“空间竞赛实际上是一场科学竞赛。”
感谢种族歧视的废除，杰克逊的灵感和理解力得到了发掘，她最终成为第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的专业是基础粒子物理理论）。从那时起，她在AT&T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很多年，并在1995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核管制委员会主席。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杰克逊开始发现对像登月竞赛这种国家面临的挑战感兴趣的年轻美国人越来越少，很少有人在对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着迷。在大学里，她注意到，学习理工专业的学生人数一直增长了几十年，并在1993年达到顶峰，尽管最近有些进展，但今天的人数仍然低于十年前的水平。所以在杰克逊这一代之后，相对于国家的需求来说，理工人才后备力量变得越来越薄弱。到杰克逊开始担任斯利尔理工大学校长，并把其全部身心扑在重振理工专业队伍上时，她意识到，一场完美风暴即将来临，这场风暴将对美国经济健康产生长期危害，于是，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尽自己所能就这个问题大声疾呼。
“‘完美风暴’这个词来源于1991年10月的一次气象灾害，”杰克逊在2004年5 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一股强大的风暴蓄积了大量的能量，蹂躏了大西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这个事件后来被写成一本书，继而被拍成电影。
尽管负责观察这种现象的气象工作者强调，多种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破坏里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与此相似而且更糟糕的情况就在眼前，它很可能会阻碍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这种‘风暴’的作用力是多重的、综合的，来自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方面。“每一个方面的作用力都有相当的负面作用，而当所有作用力结合在一起，它们会具有极强的破坏性。”100 年以来，美国将第一次发现它在科学探索、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方面落在了其他国家的后面。“知识总是很重要的，在当今时代知识更是举足轻重。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
萨克斯指出：17世纪科技革命开始之前，任何地方任何人实际上都为生计奔波。
但随着300 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温饱早已不是生活的标准。蒸汽动力、机器、电力和现在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使得个人进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因此，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现在正让位于精英时代。趋于平坦的世界把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工具带到更多地方和带给更多人种。随着工具的商品化和普及化，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其人民和雇佣者的才能和企业家精神。商业战略家约翰。黑格尔如此说道。
经济活动总是可以双赢，但是最大赢家会是那些最善于以最快速度吸纳精英的人。
以上就是我一再坚持的，在平坦化世界里具备下面三个基本要素的国家才能急剧积累财富：和平坦世界高效快速连接的基础设施；为了其人民从事创新和高附加值工作所需要的良好教育计划和知识技能培训体系；良好的政府治理结构（正确的税收政策，恰当的投资贸易法律法规，对研究的有力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最重要的是有感召力的领导——能够游刃有余地带领人民应对平坦化世界中的潮起潮落）。
不幸的是，美国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在冷战时期，导致美国忧心忡忡最深的根源是所谓的美苏之间的导弹数量差距。这种差距从外部威胁着美国。今天，我们则对美国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与别国的差距表示忧虑。
在平坦世界里，这些差距对美国是一种来自内部的威胁，这是美国讳莫如深的秘密。如果我们继续忽略这些事实，危机就已经不再是平静的了，杰克逊说：“它将成为真正的麦科伊。”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一：数字的差距数字的差距是第一个秘密。受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威胁和肯尼迪总统的鼓舞而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那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如果美国仍然想保持其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那么将难以找到足够的合格的后备力量来填补这些人员退休后空出的岗位。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一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40多岁了，而且平均年龄还在稳步上升。
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例。2004年3 月21日，《今日佛罗里达》报对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档案（其中包括美国肯尼迪空间中心）进行了分析，发现以下事实：国家航空航天局的18146 人里，几乎40% 的人达到或超过50岁。这些在政府公务部门工作了20年的人员有资格提前退休。22% 的工作人员达到或超过55岁。超过60岁的工作人员人数与小于30岁的人员的人数之比是3 ：1.只有4%的工作人员小于30岁。
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因素，该部门中的很多工作岗位只招纳美国公民。然而，一份2003年的GAO 研究结果显示，国家航空航天局很难雇用到符合其要求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人不具备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中所需要的扎实的自然科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等知识。国家航空航天局管理者肖恩。奥基夫于2002年在国会证实：“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们了解和保护地球、探索宇宙以及寻找外星生命的使命不得不中止。”
由前宇航员和参议员约翰。格伦主持的面向21世纪国家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委员会发现，在美国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队伍中，有2/3 的人将于2010年退休。
从传统上来讲，我们主要通过在国内加强教育和从国外引进人才两种方式来弥补国家在工程师和科学技术人才的短缺。但是最近，这两种渠道都出现了干涸的迹象。
每两年，国家科学委员会都会对有关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动向的一组广泛的数据进行监管，这些数据被当作美国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发展的指示器。在分析了2004年的数据后，国家科学委员会发现：“我们观察到，身为美国公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在下降，而需要这种专业背景的工作岗位却持续增长，这种现象令人担忧。”这种趋势会威胁到国家经济福利和安全。国家科学委员会还补充说，如果这种趋势还将继续的话，有三种情况将会连锁发生：“需要具有理工专业知识背景的工作数量将上升；能够胜任这种工作的美国公民的数量最多与现在持平；对其他国家相关人才的利用率将下降，其原因或者是由于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对他们进入美国采取限制措施，或者是由于全球各国对这种人才的争夺使我们难以得手。”
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还发现，美国18岁到24岁的青年人中，接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数已经跌落到世界第17位，而30年前，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3.报告指出，2003年，在全世界授予的280 万个理科和工科学士学位中，有120 万个被在亚洲各大学学习的亚裔学生获得，83万个给欧洲人获得，美国的年轻人只得到其中的40万个。特别是在工程学专业，亚洲各大学现在每年培养的本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8 倍。
“而且，如果与有些国家相比较，上述的比例差距会更大。”雪莉。安。杰克逊说。在中国，每年理工类专业学士学位的颁发数量占其颁发的所有学士学位数量的60% ，在韩国这个比例是33% ，中国台湾地区的比例是41% . 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个比例还保持在大约31% 的水平。国家科学委员会说：“美国一直以来依靠其人民的发明与创新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具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知识背景的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是保持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但是，即使我们立刻采取措施改变当前的不良趋势，也只能在10年至20年之后看到效果。”2004年毕业的获得理工专业学位的劳动力应该在14年前，当他上中学时，就选修必要的数学课程，这样才能为其今后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所以，今天一些中学生如果作出相同的选择，至少要到2018年或2020年，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如果现在不改变这个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们会发现，美国研究与教育机构的革新能力已经受到损害，失去了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先地位。”国家科学委员会说。
“更糟糕的是，这种人才短缺发生在世界趋向平坦的过程中。美国国内需求具有理工知识背景人才的工作岗位每年的增长率是5%，”国家科学委员会说，“相比之下，其他工作岗位供给量年均增长仅1%多一点。”2001年“9.11事件”
以前，劳动统计局指出，需要理工技术的职业增长速度是其他所有职业增长速度的3 倍。不幸的是，根据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现有理工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正在上升。
“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些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1964年间美国生育高峰时期）进入科技劳动力大军的人们预计将在未来20年内退休，然而在这些人的孩子们当中，选择像他们父母们一样专业的人数却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多。”国家科学委员会说，“此外，选择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比例从1993年至1999年下降了4 个百分点。”国家科学委员会2002年的数据分析还显示，美国授予的理工专业博士学位从1998年的29000 个下降到1999年的27000个。美国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总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到1998年之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然而，美国理工专业的劳动力大军人数的增长率还是比理工科学位的增长率要高一些。原因是很多国外出生的理工专业毕业生移民到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出生的学生在美国大学理工专业学生中的比例持续稳步地上升。同样的趋势也可以在工作领域体现出来，国家科学委员会说，从总体上看，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4% ，随后的10年里，拥有学士学位的国外学生在美国理工类工作岗位中占的比例从11% 上升到17% ，如果是硕士学位，这个比例从19% 上升到29%，而对于博士学位，则是从24% 上升到38% . 通过把国外出生并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吸引到美国，我们不仅可以保持美国理工类劳动力的增长，同时还不必承担为此支付的长期教育成本。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趋势是，由于世界变得平坦，世界各地彼此连接的更加紧密，即使外国人不移民到美国，也可以为美国从事革新工作。他们可以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体面的收入的同时还不必离开自己的家。
“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他们的家乡为其创造工作岗位，”国际教育协会会长艾伦。古得曼说，“所以他们会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好，我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比在纽约更舒服。’以前，他们的家乡没有实验室，不能连接到因特网，而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在家里就可以把工作搞定。这种趋势甚至在‘九一一事件’导致的签证困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2000年，人才外流取代了人才流入。”
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增加了对理工专业教育领域和理工类人力资源的投资，而且其增长率要高于美国。1993年至1997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包含有40个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国家需求理工类专业人才的研究工作岗位增长了23% ，是美国11% 的2 倍还多。”另外，该研究还表明，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由于国内增加的安全限制和国外申请者数量的下降，美国为国外留学生和理工类人才发放签证的速度更慢了。
2001年，美国政府为外国留学生发放签证的数量比2000年减少了20% ，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比例还在增加。当各个大学校长们告诉我，2004年的情况有所好转，美国国家安全部正在试图为外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加速并简化办理签证的程序时，大量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无论外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在哪个领域工作，都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因素，这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一块心病。难怪《纽约时报》教育专栏作者萨姆。狄龙在报道中说：“今年美国研究生院接收到的外国留学生申请下降了28% . 研究生院中外国留学生的实际注册数量下降了6%. 今年秋天发布的一年一度的调查显示，30年来，在美国攻读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所有外国留学生的注册人数首次下降。与此同时，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注册人数在快速增长。今年中国申请攻读美国研究生的人数下降了45% ，而一些欧洲国家则宣布中国留学生的注册人数猛增（2004年12月21日）”。
一些分析家认为单纯地比较印度、中国和美国的理工科毕业生总数可能会是极大的误导，因为不尽准确的统计难以获得，而且忽略了工科学位在不同国家中“含金量”
的不同。比如，2005年12月杜克大学理工学科管理项目的研究，以“工程技术人力资源外部替代的框架性研究：将美国置于与中国和印度同一游戏场”为题。
该报告指出印度和中国的数据经常包括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两年或者三年专科毕业生，而美国的数据仅仅是特指训练严格的四年制学士毕业生。杜克大学的研究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工科毕业生：创造型工程师和操作型工程师。创造型工程师是那些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和利用科学知识高水准解决问题的个人。这些工程师通常经过至少4 年的理工学科教育计划的严格培养，他们的工作不容易从外部获得可替代的人力资源。而操作型工程师通常是接受同事、技术人员的教导，或是文凭式教育而不是严格的学士学位教育。他们可能具有理工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却没有经验和能力利用这些知识解决更大的问题，他们的工作很容易找到可替代的人力资源。杜克大学的研究结论认为，美国相比印度和中国，仍然培养较高比例的创造型工程师和电脑专家，因此，仍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但是，我仍然要给这个研究的结果中加入以下忠告。首先，美国的大学里工科学位不仅授予美国居民，还有很多的外国学生，他们将回到各自的祖国。其次，的确，中国和印度理工科学位的平均水平可能没有美国四年制正规培养的毕业生水平高，但是应该认识到：有更多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比例比美国高出很多很多）
正在本国或美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计算机和工程学。在平坦化世界中，先进的知识传播总是很快。
因此，我毫不怀疑在未来20年中，中国和印度理工学科本科学位的平均水平会紧紧跟上美国的水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趋势的发展，而不仅是今天的片断。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二：教育的差距——来自高层导致数字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差距。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或者说，没有对为孩子们提供关于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方面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看看一年一度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奖赛，大约40个国家每年通过大赛组委会设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提名参赛人员。根据英特尔公司的统计，2004年这个赛事吸引了大约50000 名美国孩子参加。而当我在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询问英特尔中国区总裁陈伟锭关于中国的参赛情况时，他告诉我：“中国现在国内进行大赛的选拔赛，几乎每一个省都会派学生参加选拔。在中国，有600 万孩子参与竞争，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人对这个比赛非常重视。
那些被选中参加最后阶段国际比赛的孩子被允许免试进入大学学习，而且可以随便挑选进入国内的一流大学。在2004年的比赛中，中国共获得了35个奖项，比其他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获得的奖项都多。这些奖项中包括三个全球最高奖中的一个。
难怪美国各地所有的教师都要阅读的杂志《教育周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移民儿童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名列前茅》（2004年7 月28日）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美国政策国家基金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然科学成绩最优秀学生中的60% 和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的65% 来自于新移民到美国的家庭。这份调查所依据的数据是：最近3 年各个学校竞赛中获奖者的名单，英特尔公司的科学人才调查，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以及物理比赛的美国代表队成员组成。”这项研究的作者把移民家庭学生“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其父母要求孩子科学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许多移民家庭的父母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们坚信掌握了这些知识会增加孩子们将来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避免偏见和缺乏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影响……
接受调查的很多学生的家长是持向职业技术人员发放的H-1B签证来到美国的。
“这项研究的作者斯图尔特。安德森是基金的执行董事，他认为美国政府制定的过分限制移民流入的政策是有风险的，有可能导致科学技术人才持续稳定流入美国的停滞。文章举了安德烈。蒙泰亚努的例子：安德烈。蒙泰亚努的父母5 年前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他从7 年级开始接受美国教育。当时安德烈。蒙泰亚努发现，美国7 年级课本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时曾相识，原来，他在罗马尼亚读4 年级时就已经学过了同样的内容……
每隔4 年，美国都要参加国际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趋势的研究。这个研究把所有学生分成3 组：4 年级、8 年级和12年级。最近的研究设计了大约50万名学生，涵盖了41个国家，使用了30种语言，这使其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和最广泛的关于教育水平的国际研究。
2004年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关测试是在2003年做的），美国学生的成绩只比2000年有略微提高，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劳动力在科技方面的竞争力要弱于紧盯着它的对手国家。2004年12月4 日，美联社报道说，美国8 年级学生的自然科学与数学成绩自1995年第一次测试以来已经得到提高，但是这些提高主要来自于1995年至1999年之间，也就是说，最近几年的提高微乎其微。当然，这4 年的提高使美国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更高的排位。可令人担心的是，美国4 年级学生的成绩却从1995年起停滞不前，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结果，相对于取得进步的国家来说，美国的排名反而落后了。负责组织这次研究的波士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艾娜。穆利斯告诉美联社说：“亚洲国家在高级阶段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方面稳步前进。”例如，测试结果表明，44% 的新加坡8 年级学生的数学水平达到高级阶段，中国台湾地区的比例是38%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仅为7%.另一个旨在对学生素质进行评价的国际教育测试也于2004年12月得出结论：15岁美国学生应用数学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005年，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的一份题为《风口浪尖上》的报告，可以部分解释上述现象。研究表明，在1999年只有41% 的8 年级学生接受毕业于数学专业的数学老师的指导，大大低于77% 的世界平均水平。尤其在美国高中的教育中，看上去似乎像一个黑洞，无情地打击着年轻人的兴趣发展，尤其是对想选择自然科学的女学生。
2005年10月，我和我妻子去纽黑文参加耶鲁大学家长周末会，和女儿、女儿的室友和其中一个室友的男友一起吃比萨午餐。我坐在那位男士的对面，他叫艾瑞克。斯特，24岁，在耶鲁攻读纳米生物工程博士学位。艾瑞克正是美国教育体系所应该大量培养的年轻人。他的祖父是一个手表工程师，他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和教授，他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尤其是他看到了父亲的实验室并曾和祖父一起制造零件。他上高中的时候，是西屋（Westinghouse ）
科学大赛的决赛选手，在耶鲁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了研究生院。目前，他在一个政府资助的项目中运用纳米技术监测空气中的毒素成分，这在应对恐怖活动中将会有广泛运用的前景。我和斯特很快谈到了关于美国当代自然科学的教育。
他一开始便提及在座的5 位耶鲁大学本科女生，“看看在座的各位，我和这些聪慧的女生一起吃比萨饼，可惜她们并没有一人与我一样从事自然科学。”5位女生都是学人文学科的，为什么？我问斯特。他认为这涉及很多原因。首先，“人们愿意做有乐趣的事情。但是像代数或背诵乘法规则表完全是没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些基础知识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课，这些东西简直是无聊透顶而且好像毫无用处。其实，只有到了高年级，你才能得到所谓的乐趣，但是前提是掌握这些无聊的基础知识。而现在的文化就是直接奔乐趣。”
提及耶鲁，斯特告诉我：“我喜欢耶鲁，但我的朋友中甚至没有人对我做的东西感兴趣，如果我要和他们交流我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把它讲得很有趣。耶鲁的工作是‘制造’总统，而不‘生产’科学家。而且总统们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价值，没有比布什更好的典型了。最近我参加一个婚礼，我大学时所有伙伴现在都是投资银行家，他们讨论他们挣了多少钱。我也开始算计我挣了多少，结果是：一周工作80小时，而1 小时报酬为3 美元。但是，我从来没有让金钱左右我的思维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想成为律师的年轻人人数开始超过想成为工程师的年轻人。接着，随着因特网的繁荣，在90年代，那些想就读于商业学校获得MBA 证书的年轻人数量以压倒优势盖过了想成为工程师和律师的人数。
斯特认为虽然其他国家致力于数学基础设施建设并从教育系统更具创造性的教育方法中受益，但美国的文化还是培养了一些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斯特强调说，这正是为什么美国小孩必须改善他们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基本技巧，同样，我们也必须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从而保持和激发孩子们的创造性。他认为公立学校取消艺术和音乐课程简直是疯狂之举。“我生活中所获得的创造性思维和工作理念，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就是音乐。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基于这点，我领悟到的是努力独自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像一个体育团队那样。这同时也引导你运用新的方法阐释你的计划和灵感。”感谢美国的社会能够“生产”出像艾瑞克。斯特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们不能存有幻想：他和他的同事仅是越来越小的一个少数派。斯特补充道：在当今的美国，很多人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个医生、律师或银行家，而不是工程师或科学家。他担心的是创新的根基从何而来？
“我们出口的是自己的优势要素，还是中国的优势要素？”他问道，“我想确信的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贸易产品。”他又重新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的重要性，“科学和工程技术许多是有关敬业精神的——不仅愿意掌握所有的基础知识，同时还要继续坚持一个哪怕已经失败了20次的实验。”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亚洲的学生和美国最优秀“当一个中国的研究生在实验室遇上我并对我说，学生的敬业精神。‘你怎么这么努力’，这是我想得到的最大的恭维。”
我希望更多美国的年轻人能够有这番感慨，但数据统计却恰恰相反，美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美国学生简单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在退步。
2005年12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大学毕业生英语读写能力的调查结果：大学毕业生在过去十年读写能力平均水平是明显下滑的。这是大学毕业生——而不是那些半途退学的家伙。2003年教育部进行的全美成年人读写能力测评，是考察美国成年人写作能力的最重要测试。《纽约时报》指出，“该测试还发现美国人在英语读写中的语法水平大幅下降，而黑色人种和亚裔却有明显提高。1992年进行的该项测试显示，40% 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读写能力是精通水平，可以阅读长篇复杂的英语文献和进行高难度的推理。在2003年的测试中，只有31% 的毕业生是精通水平，而毕业生总数为2640万……”格罗佛。J.白贝斯是教育部一个研究所的主任，他负责监测此次测评。
他认为大学毕业生的读写能力是下降的，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大量业余时间花在看电视和上网，“他们的阅读兴趣正在减退，而阅读正是能提高读写能力的有效途径。”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三：进取心的差距我们对电视、视频和网上游戏的喜爱有助于揭示第三个秘密——这是几个美国公司的杰出首席执行官悄悄地告诉我的：“当他们把工作转移到海外，公司不仅节省了75% 的工资成本，同时还得到了100%的生产增长率。”其中的一些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当你把一个在美国地位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的工作，如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转移到印度后，同样的工作就变成了高工资、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公司的支付减少了，可是工人的干劲却比在美国更足了。一家总部在英国的跨国公司的美国籍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离岸外包不仅可以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生产质量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巨大的。”除了工资的支出压缩外，一个班加罗尔的印度工人经过再培训后，可以做2~3 个欧洲人的工作量，而且这些班加罗尔的雇员不享受10周的休假。“如果你认为离岸外包只是降低工资支出的问题，”他补充说，“你不会感到惊讶，但事实是，这些工人工作的太努力了，勤奋的让人害怕。”
从印度回来后不久，一个年轻人在机场接我，他想和我谈论一下我写的关于印度的那些文字。我们聊得很开心，于是我要了他的名片，随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不断交往。他的名字叫迈克。阿尔盖洛，住在圣安东尼奥，是一名IT系统设计师。由于他从事的是高端的IT系统设计工作，所以并没有感到来自国外竞争的威胁。从事设计师的同时，他还教书。当我问他，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把竞争优势保持住，他给我发来了这个电子邮件：我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书。看到许多学生不思进取地混日子。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已经教过他们6 个学期的课程，但只会考虑雇用其中的两个人为我帮忙。因为其他的学生缺乏创造力、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习的热情。你非常清楚，印度人相对于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最大优势就是他们讲英语。但是如果认为最高水平的印度开发人员比美国同行工作做得更好就错了。印度人的有利条件是他们可以对一个问题投入大量的人力。我曾经在工作中合作过的印度人都是最优秀的。他们同样都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并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些人数量众多，如果你跟随我参加一天中的各种会议，你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印度人打交道。大部分管理人员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所有印度人从事的全部是软件开发中的低端工作——软件各组成部分的汇总。但是一些像Linux 的技术的应用，已经可以使他们开始从事较高端的系统设计方面的工作了，而以前，这些设计方面的工作完全被美国人垄断。这些印度人掌握了沿着。技术链。往上爬的方法，并渐渐地达到了与美国人同样的高度。现在，智能与智能的对抗开始了，印度人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人敬畏。
从技术的角度看，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平坦（如果有可能）。我只在两个领域还没有看到印度人的身影，它们分别是网络设计师和系统设计师，但我心里清楚，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印度人是非常聪明的，在与系统设计师的交流中，在讨论IT方面的各种难题如何解决与协调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快速地学到他们想得到的知识。如果国会通过立法组织雇用印度的劳动力，那么一些大型软件系统将出现无人会操作运行的局面。不幸的是，在IT界，许多管理位臵上坐着的并不是技术型管理者，他们或许还意识不到这种局面的严重性。我只是一名信息系统方面的专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知道，一个高收入的工作岗位需要工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经济体系中存在着高端工作岗位和低端工作岗位，但是许多人已经不具备从事高端工作的能力了。不求上进，不愿接受更高的教育，结果只能从事些低端的工作，收入自然不会高。这个道理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却执迷不悟。很多美国人想不出来，那些高收入的工作不由美国人来做，那么还有谁有这个资格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作。美国人的幻想……
西蒙〃考埃尔曾经对一些应聘的竞争者说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那些应聘者却不相信——不知你是否看到过那样的场面。我只求有一天，自己不要被那样不留情面却千真万确的话惊醒。
但是如果没有更早的话，问题从高中就开始了。2005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州一个高中老师Malcolm Davidson的信。内容如下：亲爱的弗里德曼先生，我在华盛顿州塔克马市的一所私立高中教授五年级的阅读和社会课程。尽管许多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白人、中上阶级的美国家庭。我最近刚刚看完了您的新书《世界是平的》。其中有两章的内容。三重汇合。和。静悄悄的危机。我在您写出来之前，就已经经历过了。读到这些让我意识到世界真的是平的。真得很希望在您写这两章之前就能与您分享我的想法。开家长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也会是一个文化的学习过程。两年前我开的两个家长会让我经历了世界的平坦化过程。一个会议是与Deven 和Swati Vora（猜猜Vora家是从什么地方移民过来的？）当讨论到他们的女儿Sonia 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学校没有留足够的家庭作业，而且也不够难。过了几天，我又与另外一个从西欧移民过来的家长Irena Mikeladze 会面，她想知道为什么她的儿子汤姆斯没有任何自然科学书，而且要学这么垃圾的科学课程。在连自然科学书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有竞争力呢？这两个家庭家长的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家特性，让我思索良久。不幸的是，很多白种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却说，五年级的课程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太难了，孩子们不可能做完作业，没有时间做一个真正的。孩子……足球、体操、音乐课程和晚餐挤占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一些家长甚至要求我和我的同事减轻这些孩子的负担。这些担忧过渡的家长们对他们的孩子设定的期望值很低，并且干预教学；他们认为万事皆好，从不要求更多。
只要他们孩子做得还可以，并且能够得到乐趣，就算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们学校完全符合11/9的思维模式。作为一所学校，我们要与邻街或者邻镇的学校竞争。
如果家长相信我们比其他的公立、教会、私立学校好，他们就会满意。但是正如您所写，我从这两个家长会中意识到，真正的竞争已不再是来自邻镇或邻州的学校。您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读在自己欺骗自己。从理论上说，我们已经不再愤怒（除了在拉拉队，踢足球和彩票没中的时候）。我们洋洋自得，并且不断地惹麻烦。不幸的是，国家领导人还在想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落在后面。堪萨斯和乔治亚州甚至像去掉达尔文课程，增加智能设计！如果某人将耳朵贴近平坦的地球，他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来自海外的竞争。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的目标将不能止于做当地最好的学校，而应该做全地球最好的学校。
本质上，在世界开始变平坦化之前，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孤立的小岛——一个鼓励创新、安全和收入不断增长的小岛。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全世界的资本的智能源源不断地想其流去。而当你的货币变成世界货币，每一个人都在挖空心思想要在你家门口工作时，你就会开始将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了。
亚洲国家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2004年的冬天，我在东京与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喝茶。我和辜检测了一下我提出的“平坦系数”：所谓平坦系数是指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国家自身越平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少，那么这个国家在平坦世界中的处境就越好。在平坦的世界里，一个理想的国家是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因为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无依无靠，所以倾向于挖掘自身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这些国家会设法调动起全体国民的干劲、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学习知识的热情，而不是热衷于挖油井。中国台湾地区在自然条件上，是一个位于台风频发海域的贫瘠海岛，除了当地人民的干劲、进取心和才华，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但是今天，它却拥有着世界排名第四位的外汇储备。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成功也都能够用同样地理由来解释。
“我是美国籍中国台湾人，我的父亲是中国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辜朝明告诉我，“我生于日本，并在日本接受了小学教育，随后移居到美国。中国有句俗语：学到手的和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别人是拿不走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了我这句话。我们永远不能像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那样生活，因为我们的自然资源十分贫乏。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并大量出口产品换回外汇。”
随后，我读到一篇由《华盛顿邮报》的财经专栏作家兼记者史蒂文。皮尔斯坦从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发出的报道，该文章的名字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幕布》（2004年7 月23日），皮尔斯坦写道：“一块幕布从欧洲上空拉了下来，把欧洲分成两半。幕布的一边是希望、乐观、自由和对更好生活的憧憬，另一边则是惶恐不安、悲观主义、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以及几种今不如昔的感觉。”皮尔斯坦说，“这个幕布区分了东欧与西欧，前者正在拥抱资本主义，后者则急切盼望摆脱掉东欧这个与自己分食的竞争者。”
“然而，这一次，很可能是东方会赢。”他接着说，“你可以感觉到那里的能量和对胜利的期盼。资本和公司大量地进入到这个地区——不仅仅是一些大牌公司像庞把迪、西门子、惠普、丰田汽车和沃尔沃公司，还包括围绕这些公司形成的供给商网络。
起初，大部分新的工作都是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半熟练型工种。现在东欧的工人已经可以从事工程设计等方面的工作了，而这些工作主要是由该地区供应充足的大学毕业生队伍完成的……大公司到这里投资不仅可以降低工资支出成本，而且还因为这里的工人有向上的工作态度，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工作，即使某些工作的外包会减少工作岗位，即使需要工人在周末加班甚至改变休假安排——在西欧，所有这些毫无疑问会导致长达数月的抗议和谈判。西欧的那些人还没有明白，如果要保住他们现有的利益，需要做多少改变，西欧人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他们不知道情况变化的有多快。 .与其说是对财富的梦想，不如说是愿意努力工作的决心，愿意做一切必要牺牲的决心，和要改变所有需要改变的做法以缩小与西方差距的决心激励着弗罗茨瓦夫的人们勤奋工作。弗罗茨瓦夫的市长拉法尔。杜特凯维奇说：“荣誉感和坚定的信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幕布另一边那个有限的社会对我们的进步感到如此恐慌。‘”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四：教育的差距——来自基层当你回顾20世纪前30多年的美国，你就会发现我们先进公共教育体系的根源，而在这个系统在平坦的世界中早已过时。20世纪早期，美国决定通过将权力和责任下放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来搭建美国的教育体系。我们允许各个社区组织自己的教育子系统，决定其教学、课本等方面，还有自己的薪酬结构——而不是像大部分国家那样实行教育体系全国化或像德国那样实行州际化。“这一方式的影响是，全国的教育系统是由各地教育理事会拼凑起来的一个系统”，国家经济与教育中心主席马拉。塔克指出，这样，相对富裕的人们就可能组织一个“自税”区，将富人们自己联合起来，在交纳相对低的税率时，仍然可以使学校每个学生的平均预算水平较高。反之，相对收入较低的人们，则要交纳较高的税率，而花费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预算却很低。
同时，在这样的贫穷社区中，社会不稳定，很难对教育成果有较高的期待。
塔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速公路建设补贴和房屋抵押贷款补贴创造了市郊卫星城。20世纪60年代学校中事实上还存在种族隔离，因为白人家庭大多摒弃了大城市移到郊外，留下的是种族隔离更加明显的城市（由于种族和阶层）。
在所有这些战后发展起来的美国大都市周围，卫星城由于种族和阶级力量得到了“很好”规划，同时具备了相匹配的学校区。
毫无疑问，最富有的学校区吸引了最好的教师、校长和课程设计者，以及教育需求最强的父母，而最穷的城区和校区相对应的是最差的教师、校长，还有穷困的必须从事三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的家长（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
与此相比，其他工业国家是根据学校提供的标准课程来提供经费的，而这些经费是从国家财政预算中拨付。
美国总是愿意并希望公立学校成为改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媒介，贫困人群希望通过在公立学校学习提升自己，使自己有机会进入社会更高的层次。然而，因为经费筹集的不均衡性，现在美国许多地区早已今非昔比，公立学校很多时候得不到经费了。
塔克补充道：“美国能够维持这个教育系统如此之长在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大批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确，我们在制造某些东西上效率十分高，我们那时教育着一批又一批可以从事大批量生产的劳动力，并向那些具有创造性的精英人才注入大量的资金。因此，如果你到一个私立经营学校或富人区的公立学校，你接受的教育更有利于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挖掘和培养，然而最差的公立高中仅仅提供给孩子们得到‘面包和黄油’的技能。如果现在也有很多能提供‘面包和黄油’的大批量生产的工作职位，支付不错的报酬，并且等在高中大门外，所有人过得也不会太差。”
不幸的是，世界趋于平坦化，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工作已经大量被自动化机器或外来人力资源所取代，对于没有知识的人而言，体面工作越来越少。比如，30年前，在许多美国城市，制造企业是最大雇主，而今变成了医药或技术研发中心。
因此经费不畅、人员贫乏的高中学校走的都是死亡之路。“那里不再有未来，”
塔克分析道，“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能以更高水平教育我们年轻人的方法。
如果你不提高他们的技能，那么低技能工人竞争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他们的工资。“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五：教育资金投入的差距到现在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仍然在大学阶段教授理工专业方面和建立大学研究基地方面占有优势。“但是，随着中国通过其不断改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体系把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培养成材，”巴雷特说，“10年后，中国会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我们不是在标划体积的刻度，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尽头，对于各种各样的新思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应平坦世界的要求，要么听凭对自然科学的投资下降。”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雷格。巴雷特说：“如果美国的科技在将来还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不断创新并提供工作岗位，那么政府就应该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负起责任来。”
根据一个工作组2004年提供的关于美国技术创新对未来影响的研究报告，不幸的是，联邦政府拨给支撑GDP 的物理学、数学和工程学研究的资金在1970年到2004年之间下降了37% .2004 年11月，美国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了2005年年度财政预算。
其中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编制的预算被削减了1.9%或1.05亿美元，而这个部门在联邦政府中的职责却是促进科学研究和资助更多更好的自然科学教育。当美国应该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预算的时候，国会竟然砍掉了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那些人犯下了极为愚蠢的错误。2006年度财政预算在这方面的进展是细微的——2.4%的增长。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美国物理学研究最重要的资助者，在2005年只得到2.9%的预算增幅，在2005年仅增长0.9%，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实际上是一个“粗暴”的预算缩减。
2006年1 月，全国总工会发布消息说，总统发誓要努力改变教育研究预算减少的局面，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该做什么？2005年10月，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发布题为《在风口浪尖上》的报告，这是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专门小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为了21世纪美国的发展，在未来7 年，美国联邦在研究领域的投资每年必须增长10% . 它同时还推荐了几个新的研究补贴项目（每个项目在未来5 年中每年获得50万美元的补贴），以资助大约200 个最杰出的年轻研究人员。
在小布什上任之初以及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决定削减200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时，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维恩。埃勒斯在众人的附和声中提出了异议，他做出如下声明：“我理解在紧缩财政的前提下，做出这种选择是很艰难的。但我还是认为削减科学研究基金的做法很不明智。事实是2005年，需要自主的项目还在增多，这方面的支出还会增长。所以在保持财政约束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拨款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仅没有使我们的拨款增长率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决定。这个决定忽视了国家的未来发展，是很危险的。我对政府选择做出这种决定的时机十分惊讶——此时此刻，其他国家的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比赛中不断地超过我们的学生，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因而也很担心。如果没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我们是不能指望在国际竞争中夺回曾经失去的饭碗的。”
维恩。埃勒斯说得不错。削减经费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自1992年以来，美国人撰写的科技论文在世界论文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0% . 美国人在世界一流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中发表的论文占刊登的所有论文的比重，从1983年的61% 下降到现在的29% . 现在，人们开始注意到大量的技术专利被亚洲人获得。1980年到2003年之间，日本在世界工业专利中的份额从12% 上升到21% ，中国台湾地区从0 上升到3%，相比之下，美国则从60%下降到52% . 国会议员为了得到支持，在各地高速公路项目大肆花钱已经有很长一段的历史，从今往后，让我们将钱用在试管项目上吧！以防美国在国家竞争中落后。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六：基础设施的差距一位在日本的美国前外交官托马斯。
布莱赫，在2005年5~6 月期的《外交》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开头如此写道：在布什执政的前3 年，美国在宽频因特网使用上的全球排名从第4 位下落到第13位。现在，大部分美国家庭只有“基本”宽频设备，在发达国家中这是最慢、最贵而最不稳定的网络接入方式。
在手机接入因特网模式上，美国落后的更多。这一境况无疑是布什政府在发展网络工程上的失职，实际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明确国家宽频发展政策的发达国家。自2001年布什执政以来，其政府认定的主要优先项目是：减税、导弹防御系统和反恐—而不是让美国在因特网创新上保持领先。实际上，布莱赫写了那篇文章以来，根据2004年的统计，情况已经变得更糟糕了。根据国际电讯联盟2005年4 月的数据，美国的宽频普及率从第13位下滑至第16位。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12月31日，美国每100 个居民中有11.4个宽频用户，这还不到韩国的一半——韩国的宽频使用率是世界最高的，每100 个居民中有24.9个宽频用户。
挪威、以色列和芬兰首次超过了美国的宽频普及水平。2005年4 月25日《国家期刊》报道，法国广泛运用宽频技术几乎让美国的名次进一步下滑。高速因特网在法国的普及率上升了1 倍，从2003年的每100 个居民5.61个宽频用户到2004年的11.2个用户，居于第17位，仅仅比美国的水平差1 位。
在布什的前3 年任期中，布莱赫认为，布什总统仅仅提及宽频两次，而且仅仅是一笔带过。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马克。赖特在《发展报告》（2004年10月7日）中写道：“不仅如此，美国衡量宽频服务的指标还是200Kbps （Kbps，每秒千字节数，网络接入速率单位），早就不能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了。”比如，在日本大概一个月支付10美元就能获得一个相当于200Kbps 的40倍速度的网络接入服务。在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和城市提供给它们居民的宽频服务不仅是最快的，而且是最低价格。
为什么美国要小心？
宽频技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产业，而且它们对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以简单而又可承受的方式与平坦世界受教育的人们联系越多，你能自动获取的知识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而创新越多，生产出用于促进平坦世界发展的东西就越多。这将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促进方式。
平坦的世界使得创新和生产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们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教育方法已获得知识，不能利用平坦化的优势和好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
底线当我问比尔。盖茨关于很多人认为的美国教育优势——强调创造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时，他对这种看法表现出全然蔑视的态度。按照他的观点，那些认为强调死记硬背学习方法的中国和日本培养不出来有创造力人才的观点是错误的，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一样能够和美国人竞争。
“创造力是通过接受测验激发出来的，”
盖茨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会使用乘法的软件开发者。 .谁设计了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电子游戏，是日本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是靠死记硬背的技能工作的人……在为我工作的最优秀的软件开发人员中，就有日本人。你必须首先要记住原有的知识，才能在其基础上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永远记住：来自年轻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兰人的竞争不是把我们赶下悬崖，而是迫使我们上升到更高层次。他们并不想为我们工作，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想抢我们的饭碗。从创立公司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想统治我们，想要在未来建立公司，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羡慕并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决不会满足目前自己已经取得的进展。
我曾经与一位美国籍的中国人聊天，他在微软公司工作，曾经陪同盖茨访问过中国。
他告诉我，盖茨在中国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那些年轻人体内蕴藏的能量。
人们扒着窗户、从票贩子手里购买高价票仅仅是为了听他的一席话。同样的情况，杨致远也遇到过，他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人们对他的狂热就像对待摇滚歌星。
在今天的中国，比尔。盖茨的人气超过了“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在今天的美国，只有布兰妮。斯皮尔斯才是人们真正崇拜的偶像——这正是令人担忧的地方之一。
难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比尔。布罗迪对我说：“我们学校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中，60% 来自外国，其中大部分又来自亚洲。4 年前的某段时间里，所有数学专业的学生都来自中国。然而，直到学校让这些学生担任助教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英语讲得不够好。”一名该校大学生的父母写信给布罗迪抱怨他们的儿子听不懂微积分学教授的课，因为那个老师的英语发音实在太差，并操着一口浓重的中国口音。
不管美国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是如何缺乏，但人们似乎相信，只要能通过鼓励最好的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就可以“弥补”。情况似乎如此。中国人会告诉你现在他们已经擅长制造下一代新产品、拷贝下一代新技术，但在想象下一代新事物方面还存在不足。可是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中国人现在充满信心地认为，他们最好的高三学生可以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超过美国学生，而且现在中国关注的是如何更多地激发年轻人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和活力。
2005年10月，我访问北京，并拜访了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教育部大楼是北京最新和最漂亮的政府办公大楼，我和她在其办公室一起喝茶。她告诉我：“虽然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我们知识产权所有量却很少，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令我们非常自豪：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但是在其后我们并没有跟上发明创新的步伐，中国人有能力发明创新——而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我们需要回过头去反思。”
吴副部长补充道：“今天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
当然，行动难于言辞。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顺从”相抵触，但是文化是会变的，而且中国正在经历改变，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在美国和欧洲接受教育。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已经选送一大批教师、学者和教授出国学习深造。
他们经历了一个进化和变革的过程，而今他们在课堂上将这些变革的细节传授给学生们。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正在改变，因特网让世界日新月异。 .我认为艺术将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以让人们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维……在艺术和科学的融合方面，我们的许多教师并没有得到很好训练。“她给我的感觉像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威尼。克劳校长。正是这点感觉，让我确信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克服自身的弱势而开拓创造性思维，以跟上美国的步伐。
可能实际的过程会比中国自己认为的要长很多。但是，当看到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顶尖表现，我毫不怀疑中国可以到达它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我带你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看看，这是比尔。盖茨在北京建立的研发中心。微软公司在全世界有4个研究中心：一个在英国剑桥，一个在他的总部所在地华盛顿的雷德蒙，一个在北京以及最近刚刚在班加罗尔建成的第4 个。比尔。盖茨告诉我：“如果以创意的质量为标准，微软北京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自1998年创立以来硕果累累，成为微软公司研究体系中最富有成效的股肱。”
中国的大学开始排列座次，为了在顶尖的大学校园里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那些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优秀的人能够在一流大学接受教育，或被外国公司雇佣。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能够在微软公司设立在北京的研究院工作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而微软公司的职员是这样看待北京研究院的：“记住，在中国，即使你有幸抓住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脱颖而出，那么还会有1300个人同样做到这一点。”
这种人才储备太庞大了，目前微软公司在北京的研究院正是以百万分之一的比例挑选人才。
李开复是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并按盖茨的指示亲自创建了微软北京研究院。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通过什么方法招募研究人员呢？”李开复告诉我，他的团队奔赴中国各个大学，然后对具备博士水平的学生和职业科研人员进行数学、智商和编程测试。
“第一年，我们先测试了2000人，”他说，“然后再利用更多的测试从这2000人中挑出400 人，接着是150 人，最后，我们雇用了其中的20人。”公司与他们每个人签订了两年的工作合同，并告诉他们，当两年的期限到期时，公司将根据他们以往完成工作的质量决定是否再与他们续签一份更长期的合同或由微软亚洲研究院颁发博士后研究证明。是的，你没有看错。中国政府确实授予微软公司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的资格。最初雇用的20个人，有12个最终留了下来。第二年，几乎有4000人参加了测试。再往后，李开复说：“我们停止了测试工作。因为那时，我们的公司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岗位，所有计算机和数学精英都想加盟……我们开始结识各大高校中的教授，这些教授会把他们认为最棒的人才介绍给我们，公司对这些教授十分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推荐过来的人不能胜任工作，他们自己也会丢面子。现在，顶尖大学里的顶尖教授不断地向我们推荐顶尖的学生。其中很多学生想去斯坦福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但他们还是决定先在微软公司做两年实习生，因为这样微软公司会为他们提供推荐信，证明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需要的人才。”
李开复说，“他们把在微软工作看作是一生中难得的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这些青年人看到自己的父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们曾经认为所能争取的最好前途就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做一些关于计算机方面的课题研究。教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可以到微软公司工作，利用大量的计算机和其他资源专心进行研究。
我们为他们专门安排管理人员，所有杂七杂八的事情由专人负责，这令他们难以置信。
这些人每天志愿工作15到18小时，周末还主动加班，不休节假日。因为微软是他们的梦想。“李开复在来到微软公司以前，曾经在美国其它高科技公司里工作。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实验室中充满着如此的工作热情，仿佛这家公司还处在刚刚创业阶段。
今天微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有200 名全职研究员。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沈向洋坚信只要有适宜的环境，中国人可以做出任何创新。在2005年计算机图形与交互技术国际会议上，来自全世界各高校院所、研究机构的98篇论文结集出版，而其中的9 篇来自北京，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沈向洋说：“在1999年，我们只有1 篇论文，2003年有3 篇，2004年是5 篇，今年我们非常幸运有9 篇。”你看到了他们发展的态势了吧？
另外，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为微软的产品贡献了100 多个新技术，从Xbox到视窗操作系统。近7 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经历了一个跨越，但是，在微软的大门之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位中国记者问我，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落后多少？我开玩笑说：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 个月。当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子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往因特网传东西，中国的学生3 个月就能消化它们。但是在中国能创造这些东西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主要是学习如何正确地做研究。在你有任何创造之前，你应该理解现有的东西。只要你具有这些基础，创造性便是可培养的。中国正要构建这一基础，因此，10年或20年你就会看到中国人写的高水平研究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如果希望有更多原创思想在这里产生，中国将还需要更多的风险资本和法律法规将其市场化。沈向洋说：“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不鼓励独立思维。”
“但是，当风险资本进入中国，毫无疑问会成就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明年我将会在清华大学教授一门如何为高科技风险融资的课程。在中国的大学里有的是知识，但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将其市场化。”
沈向洋手下的一些中国年轻的研究人员向我展示了许多新的研究模型。我注意到一些研究人员的桌案上几乎没有大部头的资料，我问一个书架上只有七八本书的员工，“哪些是什么？”她回答说这些书上记录了研究人员已经获得专利的创新技术，每当一项技术产生，微软就会给其发明者颁发相关认证。
谁说中国造不出法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