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5
出自Guoshuang Wiki
第一大汇合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第二章讨论的令世界变平的10大因素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们必须在全球传播、扎根并相互联系才能发挥神奇效力。比如，2003年的某个时候，西南航空公司认识到，世界上个人电脑和宽带的普及程度、计算机的存储和软件技术的发达程度都足以让它创建一个工作流系统，让客户选择在家里下载和打印他们的登机通行证，其方便程度不亚于下载一封电子邮件。
西南航空公司和他的客户从此可以用新方式开展合作。与此同时，工作流软件和硬件的汇合让柯尼卡美能达公司可以在一台机器上提供扫描、打印、传真、复印和发送电子邮件等服务。这就是第一次汇合。
正如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一直都认为“市场上存在互补商品——如果在拥有商品A 的同时还拥有商品B ，那么商品A 的价值就会得到极大提高。比如，能在拥有纸的同时也有铅笔就已经很好、在提高纸张质量的同时也提高铅笔的质量，你的效率就会得到很大提高。这就是互补产品的同步提高”。
我的观点是，柏林墙的倒塌、个人电脑的风行、网景、工作流、外包、离岸经营、开放源、内包、供应链、提供信息和类固醇都像互补产品一样可以相互强化对方的作用。这个时刻在2000年左右出现了，当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以如此的规模和如此的强度汇合在一起时，位于各大洲的亿万人就突然开始发觉，某些东西……某些东西……是全新的。他们不能总是非常确切地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是到2000年之前，他们感觉到，他们能够联系到此前他们从来联系不到的人，他们受到了来自此前从来不能挑战他们的人的挑战，他们正在与此前从来没有竞争过的人相互竞争，他们正在与此前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人互相合作，他们正在做此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们正在感受的是一个正在平坦的世界化的世界。
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的汇合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平台。这和全球性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竞争平台，在该平台上存在多种形式的合作。这一平台能够使得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个人、群体、公司和大学，处于创新、生产、教育、研究、娱乐（唉，还有战争）
等目的进行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平台。这一平台的运作目前已经不再受到地理、空间、时间的限制，在不久的将来甚至不再受到语言的限制。再往前发展，这一平台将会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财富和权利将会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些成功地完成了以下三个基本任务的国家、公司、个人、大学和群体手中：建设连接到这个平坦世界平台的基础设施；通过教育来获得更多能够在这一平台上创新、在这一平台下工作，以及成功接入这一平台的人才；最后，通过成功治理来从这一平台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并且防范最坏的副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一新的平台，这个新的竞技场。当我说这个世界已经平坦化时，我并不是指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了。我想说的是，更多地方的更多人现在能够进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平台相互联系、竞争和合作，不幸的是，也前所未有地相互毁灭。
本书出版之后，Wired 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凯文。凯利（Kevin Kelly ）
，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网景公司（Netscape）上市10周年。在文章的结尾，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宣称，这一可以容纳多种合作方式的平台（他称为机器）事实上是无比崭新和无比伟大时代的开始。正如他在2005年8 月那一期Wired 杂志所写的：从现在开始的3000年后，当人们回忆往昔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远古的时代——位于第3 个千年的尖峰—将被视为“一个崭新历史纪元的开端”。在网景公司上市的那几年里，人们开始用智慧去激活惰性的物体，把它们连结成一个全球性的场地，然后把他们自己的心灵融为一体。这将被视为这个星球上最大、最复杂和最令人惊叹的时间。通过晶体和无线电波，我们的种族开始把所有地区、所有进程、所有事实和概念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胚胎性的神经网络将演变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合作性接口。
第二大汇合作为创新和生产的最基本操作系统的平台，其本身的演变并不剧烈。引入一项新的技术或者平坦世界那样的平台，并不足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新技术或者新的技术平台与新的经营方式结合起来后，劳动生产率才会出现跃升，而这总是需要时间的。所有辅助性的技术、企业流程和习惯等要相互融合起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突破，是需要时间的。沃尔玛之所以能够获得生产率的跃升，是因为它把大容量的仓库（人们在那儿能够购买足以使用6 个月的肥皂）和崭新的、水平式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这使得沃尔玛能够立即把堪萨斯城一家沃尔玛里购物的顾客与中国沿海一家沃尔玛供应商联系起来）相互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规模的、全球性的习惯转变的开端，很多人已经进入这一平台，并且学习怎样利用这一平台。这是一个我喜欢称之为水平化（horizontalization）
的过程，这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使得世界变得平坦化的第二大汇合。这就是我想说的。
计算机最早被当作办公用品时，每个人都期望生产效率会有大的突破，但这并没有立刻发生，相反人们感到的是失望和困惑。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嘲讽地说，计算机随处可见，但就是在“生产效率的数据”中找不到。
经济史学家保罗。A.大卫在1989年的论文《计算机和发电机：现在生产率悖论》中，用历史来解释这种滞后现象。他注意到，尽管电灯泡的发明是在1879年，但电气化的开始和发挥作用却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仅仅是安装电动机和放弃旧技术（蒸汽发动机）并不能代表什么，整个的生产流程都必须改装。
大卫指出，就电气化本身而言，关键的技术突破在于怎样重新设计和管理建筑物、生产线。蒸汽时代的工厂一般都是高大的、高成本的多层建筑，为的是能容纳蒸汽动力系统巨大的传送带和别的传送设施。一旦小巧但功力强大的电动机进入生产生活，每个人都希望生产力有快速提高。不过，这是需要时间的。你需要重新设计建筑物，你需要拥有那种长而低的单层厂房，小的电动机足以给各种大小的机器提供动力。只有当大批有经验的工厂设计师、电机师和管理者出现后，这些懂得电机之间互补性、指导如何重新设计厂房和生产线的人员才真正让电气化带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今天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令世界变平的10大因素中，有很多已经存在很多年，但要让他们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们不仅需要将这10大因素汇合到一起，而且还需要别的东西。大批的管理者、创新者、咨询师、商业学校、设计者、IT专家、首席执行官和工人，需要适应和开发各种水平合作形式、价值创造程序以及可以利用这个平坦世界的习惯。简单说来，10大因素的汇合也把各种商业实践和技能汇合在一起，然后两者开始相互强化对方。
罗默说：“当人们问：”为什么IT革命没有立刻导致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呢？
‘这是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新计算机，你还需要新的商业流程和与之相配套的新技术。新的经营方式让信息技术变得弥足珍贵，而信息技术也让新的经营方式成为可能。“全球化2.0 的确是计算机主机时代，一切都是垂直管理——命令和控制式的，公司及其下属部门也是垂直化组织。全球化3.0 在10大变平因素的合力下形成，特别是个人电脑、微处理器、网络和光纤电缆的结合让竞争场地从由上而下的垂直式变为由左至右的水平方式。这自然需要促进新的经营模式，命令和控制要让位于联络和合作。
惠普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里娜解释说：“我们对价值创造的要求已经从垂直命令发展到水平命令。”她说，惠普等公司的创新越来越多地来自全球各地不同部门和团队的水平合作。比如，惠普、思科、诺基亚最近合作开发一种拍照手机，它可以将数字化的图片传送到惠普打印机上，然后很快将照片打印出来。每家公司都掌握有各自领域内的尖端技术，但是只有三家公司都将它们的尖端技术水平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增值。费奥里娜补充说：“水平合作和管理需要的技术和传统的从上到下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来举几个例子。过去5 年中，惠普已经从一个拥有87个不同供应链的公司——每个都垂直独立管理，拥有自己的最高管理者和后台支持——发展到一个只需5 个供应链就可以管理500 亿美元业务的公司，而且会计、人力资源等职能也是由总部统一掌管。
西南航空公司就是利用这10大因素的汇合，创造了一个让顾客可以在家里下载登记登机牌的系统。但是在我调整个人购票习惯逐渐适应和西南航空公司的水平合作前，这种技术突破并没有为我或西南航空公司带来大的生产效率的突破。
Bizhub的广告反映了懂得使用新式Bizhub机器的雇员和同一个办公室中不懂得此项技术的雇员的差别，只有后者也改变了工作习惯，整个办公室的生产效率才能得到提高，虽然这种神奇的新机器在办公室里早已存在。
最后，让我们以全球第二大广告营销通讯巨头WPP 作为例子，20年前的这家英国公司和今天截然不同。它是业界知名广告公司扬雅（Young & Rubicam ）、奥美和Hill & Knowlton 合并的结果。这种合并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大客户的营销需求，比如广告、邮件直达、媒介购买和品牌推广。
WPP 下属的浪涛品牌顾问设计公司主管艾伦。亚当森声称：“多年来，WPP面临的巨大挑战一直是如何让它下属的公司开展合作，但现在仅在公司间开展合作已经不够。我们经常为给一家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从各个下属公司抽调人员组成定制的合作小组。任何一家公司或这些公司的传统合作都无法提供这些常常是个性化的服务。我们不得不深入整个集团，为那家客户选出合适的广告人员、合适的品牌人员和合适的媒体人员。”
当通用电气公司2003年决定将保险业务剥离出来、成立独立保险公司时，WPP就特别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给新公司命名（取名为Genworth）到首次广告和营销宣传的整体服务。亚当森说：“作为这个组织内的领导，你需要分析每个客户的特殊需求，然后在WPP 的员工中找到适合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专门人才，进而为客户组建一个虚拟的特别服务公司。在给通用电气公司提供服务时，我们甚至还给专门组建的这个虚拟合作团队起了一个名字：Klamath Communication . ”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WPP 为使受益最大化调整了自己的办公结构和方式，就像电气化初期那些将蒸汽工厂改为电动工厂的企业一样。不过，WPP 不仅推倒了办公室的隔壁，而且还打穿了楼层间的地板。它将下属公司所有的员工看做一个巨大的个人专家库，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将他们水平组合成合作团队，这个团队可以成为拥有自己名称的事实上的新公司。
水平性思考适用于从企业到教育到军事计划等的一切过程。从垂直性思考到水平性思考的转换时需要调整的，正如WPP 所做的那样。因为垂直性思考经常要求你从问谁控制着什么系统开始，而不是从你想创造什么样的产出或者效应开始。
比如，假设我是身在伊拉克的一名将军，我想创造的效应就是获得更好的战场实时情报系统。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我是否控制了在战场上空盘旋和拍摄航空相片的侦察机。不，我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尽可能深入和迅速地分析侦察机发送回来的相片。当这成为我的首要任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水平性地思考了。
我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也就是说，我如何利用我自己的网络，或者网络的网络，一旦得到侦察机传来的相片，就将之反馈到CIA 、DIA 、NSA 、陆军情报机构、空军情报机构的电脑屏幕上，接着把所有的分析师集中到一个聊天室内，让他们键入各自从中所看到的以及各自认为所面临的威胁，由于交谈和视频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就能一起来进行分析了。在这种方法下，我远离了垂直性思考，即作为武装部队的我控制了侦察机，因此我的分析师们必须对录像进行分析，接着告诉军队我们发现了什么。相反，由于我想得到的效应是最及时、最聪明的分析，我为了获得这种效应所使用的方法是把整个网络中不同的节点水平地连接起来。因为我们大家要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聪明，我的首要任务不是谁控制了录像，而是如何创建一个水平性的反馈系统来提炼出最重要的情报，让我们中的所有人来理解录像到底展示了什么。
新的竞争场地核心的经营模式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真正联合在一起，目前尚在进展之中。但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警告，它进展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趋势。
记着，这是三重汇合的过程！
第三大汇合就在我们创造出这个全新的更加水平的竞争场地时，西方的公司和个人很快就适应了这一新事物，而从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30亿人也突然发现，他们可以自由地加入竞争并和其他人开展合作了。
除了极少的一部分，这30亿人之前从未被允许参加过竞争和合作。我指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中亚国家，他们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开放，此后这些地方的人民就开始越来越自由地加入自由市场的博弈。这30亿人民是什么时候和新的竞争场所、新的工作流程汇合到一起的呢？就在世界被变平后，就在上百万的人可以更加平等和水平地开展竞争和合作时，就在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廉价工具的时候。的确，世界的变平让这些人不必离开家门就可以加入竞争。10大因素让竞争场所来到他们面前！
我相信这三股力量的汇合——新的竞争者在新的竞争场地上为水平合作开发新流程和培养新习惯——是影响20世纪初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最重要的力量。让这么多的人接触所有这些合作工具，让他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和网络接受数十亿网页的初始信息，这些都确保下一代的创新将来自整个平坦世界。参与各种创造发明的未来全球社区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
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只有三个主要的贸易集团——北美、西欧、东亚（以日本为首），由于它们是同一战壕里的盟友，因此三者之间的竞争相对有限。而且当时的全球劳动力流动和行业竞争仍面临很多障碍，这三大贸易集团的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劳动力规模都旗鼓相当。英特尔的主席克雷格。巴雷特说：“我们曾经拥有温文尔雅的竞争环境。”
然后就开始了三重汇合，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商业街建成了。忽然之间阻隔在墙外的30亿人民走上了这个变平了的全球广场。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B.福里曼在2004年11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1985年的“全球经济世界”包括北美、西欧、日本以及拉美、非洲和东亚，这个全球经济世界的总人口（意味着参加国际商贸合作的人口）大约为25亿。到2000年，由于苏联的解体、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加入了国际商贸合作的大军，再加上这段时间人口的自然增长，全球经济世界的总人口达到了60亿。
在经济世界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大约又有15亿新工人加入全球劳动力的大军，福里曼称，这让全球劳动力的总数恰巧达到不计入前苏联、中国和印度时的2 倍。
也许这15亿新劳动力中只有1/10的人具备直接参与竞争和合作的教育和沟通能力，但哪怕只是这10% 的人也已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整体规模。克雷格。巴雷特说：“30亿人口的突然加入必然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些人都来自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拥有悠久教育传统国家的情况下。”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在与之融合的这些社会都非常推崇教育。看看《教育周报》（Education Week）——以美国学校教师们为对象的周报——上的这个故事。在2005年11月30日的该报上，发布了一个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一份特别报告。这份标志着印度的报告是这样开头的：“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Chennai ）
一个随处可见的辅导班中，上百名12年级的学生涌进了一个紫色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大概30英尺长25英尺宽。尽管头顶的电扇不停地转动，室内的温度还是达到了100 华氏度以上，这里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温度。在一个木制讲台上，M.阿鲁塞范（Muthukrishnan Arulselvan）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表明其内部的角度，然后通过麦克风讲解了一个几何学公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尽管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0点了。每当阿鲁塞范问一个问题，学生们就迅速地齐声回答。每当教师写出一个题目，他们就把头埋在笔记本上，咬着铅笔，期望自己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得到答案。这种高强度的、一周7 天的培训班反映了印度高中生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希望能够进入金奈当地学校攻读工程学位。 .当他们回到家里后，大多数人都会喝上一杯浓的甜咖啡，让自己能够再多学习几个小时……在印度，把一个小孩送进工程院或者医学院，对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而言是一辈子的目标，这种方式是美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在这个发明了10进位制的国家里，诸如S.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
和阿耶波多（Aryabhatta）
这种已经逝世很久的数学和科技天才，依然倍受尊崇，而在这些领域内学得很好的孩子，将会获得特别的奖励。“根据国际教育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资料，在2004年和2005年，印度送到美国读大学的学生人数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根据IIE 的资料，在美国入学的外国大学生中有80466 名来自印度，其次是中国的62523 名，再次是韩国的53358 名。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正在学习商业、工程、数学或计算机。
印度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从那么远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见印度学生的求知欲必须很强烈。事实上，来自印度、中国和前苏联的大量的新参与者不仅仅步入了这个平坦世界的竞技场，他们还充满了通过学习来赢得竞争的欲望。
而这也是为什么三重汇合不会缓慢地发生的原因。它发展的非常迅速。因为一旦世界已经平坦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进行新形式的合作，胜利者将是那些能够最快地学习习惯、流程和技能的人，而且没有什么能够保证美国人或西欧人永远地位居前列。请记住，这些新的参与者是一身轻松地进入竞争场地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以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恰恰是这一点让他们可以直接采纳新技术，不必担心旧体系下的沉没成本问题。他们会很迅速地采用先进技术，这也正是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美国的原因。很多中国人已经跳过了使用固定电话的阶段。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在10年时间内完成了从没有电话到持有手机的转变。
在2005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学与人共同讲授一门关于全球化的课程。有一天课后，一个学生找到我并告诉我这个故事：他和他的哈佛同学与中国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组织。他们彼此帮助对方做各种事情，从写简历到参加学习项目。他说，有趣的事情在于他们之间如何交流。他们使用Skype ，这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免费通话的软件。但是对我而言，更加有趣的事情是，是中国的学生介绍美国学生使用Skype . 而且他指出，那些中国学生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大城市，而是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小城镇。
我们一般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种贸易协议才是推动全球经贸合作的因素。我并不否认这些官方机构的作用，但我想说的是，他们的作用正日益淡化。推动未来全球化进程的将是理解平坦世界的个人，他们能迅速适应新世界的程序和技术——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条约或建议。他们将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世界经济从此将不再依赖各国财长的深思熟虑，它将更多地由充满活力的“急皮士”（zippies ）决定。是的，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嬉皮士一起长大，很多人在80年代成为雅皮士。现在让我介绍一下“急皮士”。
印度《瞭望》（Outlook ）周刊的文章称：“急皮士在这里。”急皮士指的是印度在脱离社会主义、直接融入全球贸易和信息变革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瞭望》称这些人是“自由主义的孩子”，将他们定义为“生活在城市或郊区，年龄在15~25 岁，大跨步前进时精神十足的人。属于第Z 代。可以是从事学习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具有特立独行的态度、雄心和愿望。冷静、自信和富有创造性。寻求挑战、热爱冒险和无所畏惧。”印度的急皮士从不讳言挣钱和花钱。
《瞭望》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他们朝着目标前进，不相信命运，性格外向，生活态度积极向上，不愿过一成不变的生活”。54% 的印度人都在25岁以下，大约有5.55亿人，这意味着60% 的印度家庭中都至少有一个潜在的急皮士。
这些人不仅迫切需要好的工作，他们还希望过上好日子。
这一切发生的那么快。印度呼叫中心公司24/7 Customer 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卡纳安告诉我，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从一开始担心能否得到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发展成为为美国提供外包服务的领头兵。他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申请美国签证时的情形，那是1991年3 月，我已经从印度国家注册会计师学院获得了注册会计师的本科学位。当时我23岁，我女朋友25岁，她也是注册会计师。我20岁大学毕业后就在塔塔咨询公司工作了几年，我女朋友也是。我们通过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了到美国给IBM 做程序员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们就去了孟买的美国领事馆。那时候申请去美国的人很多，很多人常常深夜去排队，为了能占住位置，晚上就睡在地上，有的人还以此赚钱，一个好位置能卖到20卢比。但我们决定靠自己，就站在队伍中等，最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了面试官，他们的工作就是向我们询问问题，借此判断我们是否有移民倾向。他们的判断常常具有某种神秘性，我们过去称之为‘博彩’——你的一切都维系在上面。”
事实上在印度有很多书和研讨会专门讨论如何准备美国使馆的工作签证面试。
到美国工作在当时是懂技术的印度工程师真正发挥他们才能的唯一方式。卡纳安说：“我记得一个技巧就是要着正装，所以我和我女朋友都穿着我们最好的衣服。
面试结束后，签证官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你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知道结果。整个这一天我们都在痛苦的等待中度过。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们就到孟买的大街上去购物。我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如果我能去你不能去该怎么办？要是你能去我不能去呢？’我无法给你形容我们有多着急，因为一切都由此决定，那真是一种煎熬。
晚上的时候我们获知，我们两个都拿到了签证，但我拿到的是5 年期限、允许多次出入的签证，而我女朋友只得到了6 个月的签证。她哭了，她以为自己只能在美国呆6 个月。我努力给她解释，只要能去就一切都好办了。“
尽管很多印度人现在仍希望来美国工作和学习，但在三重汇合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呆在国内就能得到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你不必移民就可以创新。卡纳安说：“我女儿从不需要那么费力气。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没有一个签证官能让你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这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平等参与竞争的世界。”因为现在你不必移民就能创新，越来越多的世界级创新，特别是软件方面的，现在都源自在印度当地工作的印度人。这既使得印度人愿意留在国内，又能够吸引其他国家的人。P.阿兰丹（P.Anandan ），美籍印度人，是一个过去在雷德蒙德（Redmond ）的微软公司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他于2005年回到印度，开办了位于班加罗尔（Bangalore ）的微软研究中心。阿兰丹告诉我说，我有两个外国人为我工作，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他们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他补充说，他是在28年前在印度获得工程学位的，当时的全部竞争是获得一个海外的工作。现在最激烈的竞争，是获得一个印度国内的IT工作：今非昔比啊。是的，我不得不留在这儿，但是，我有机会留在这儿吗？
让我给你们介绍印度最有活力的实干家之一——罗杰西。拉奥，他是班加罗尔一家小规模游戏公司Dhruva Interactive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如果要我给你举荐一个能体现三重汇合的人，那肯定就是拉奥。他和他的公司给我们展示了印度急皮士在10大因素作用下的变化。
Dhruva位于班加罗尔居民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我前去拜访时发现在两层楼上办公的印度游戏设计师和艺术家正在电脑上为美国和欧洲客户设计各种游戏和动画人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通过耳机听音乐，偶尔也会在休息时间一起打打网络游戏。
Dhruva开发生产了很多有创意的游戏——从可以在手机上打的网球赛到可以在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玩的台球比赛。2004年，这家公司还购买了将卓别林的形象用于电脑游戏的专利。
没错——一个新型印度游戏公司现在可以将卓别林的形象用于计算机游戏。
在班加罗尔以及后来的电子邮件来往中，我向刚刚30出头的拉奥打听他是怎么从班加罗尔成为全球游戏行业的重要一员的。
身材矮小、留着八字胡须的拉奥总让人联想起重量级的拳击手，他说：“我的第一个重要时刻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我曾在欧洲学习和生活过很长时间，但我的选择是很明确的，我不会离开印度。我希望立足印度，在这里完成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并能给印度带来变化的事情。1995年3 月15日，我在班加罗尔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我父亲给我提供资金让我获得一笔银行贷款，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台电脑和一个14.4kbp 的调制解调器，我开始为教育和工业领域开发多媒体应用软件。到1997年，我们已经是一个5 人组成的团队，虽然在业内我们已经小有成就，但仍觉得所作的事情挑战性不足。这就是Dhruva 1.0 时代的结束。”
“1997年3 月，我们和英特尔开展合作，并开始朝游戏公司的方向转变。到1998年中期，我们告诉全世界的游戏玩家，Dhruva既可以设计游戏，也可以开发别人外包的部分游戏。1998年11月26日，我们和法国游戏公司Infogrames签署了第一个重要的游戏开发项目。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却从未被发表过。
这对我们是个巨大打击，不过我们的工作质量也由此得以展现，所以我们存活了下来。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可以做这些，但是必须变得聪明一些。我们必须重新定位，这是Dhruva2.0 时代的结束。“
这就导致Dhruva 3.0时代的开始——将Dhruva定位为一个游戏开发服务供应商。
电子游戏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每年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好莱坞，这一产业很早就有将游戏任务的设计外包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传统。拉奥说：“2001年3 月，我们推出了新的游戏样品‘沙龙’（Saloon），其主题是反映美国的荒凉西部，背景是在一个小城镇的沙龙里，打烊后招待员在打扫卫生……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真正的沙龙，但是我们使用网络和Google查看和感受真正的沙龙。我们对主题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们希望美国和欧洲的潜在客户相信印度人能‘做好这一切’。这一游戏样品获得一致好评，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外包业务，我们从此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
如果是在10年前、在世界变平之前，他能做到这一切吗？拉奥说：“不能。”
很多条件需要同时具备。第一就是宽带的普及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这样他就能通过电子邮件给美国客户发送游戏内容和使用方法，同时也可以收到他们的反馈。
第二个条件就是个人电脑在企业和家庭中的推广，人们要习惯于用电脑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他说：“个人电脑无处不在，今天的印度也是如此。”第三个条件是工作流软件和网络应用软件的出现，比如Windows ，Outlook ，NetMeeting和3D Studio Max，它们让Dhruva有望成为一个小型跨国公司。不过Google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拉奥说：“这是十分美妙的。对于我们的西方客户来说，他们很想了解的问题是，‘你们印度人能懂得我们文化中的细微差别吗？’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疑惑不无道理。但是网络的出现让我们只需触动按钮就能把不同的内容综合到一起，今天如果有人让你制作看起来像《猫和老鼠》之类的东西，你可以‘Google《猫和老鼠》’，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关于《猫和老鼠》的无数图片、信息、评论和吹捧文章。”
拉奥解释说，就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网络经济的发展上时，真正的变革却在悄然发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开始使用新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开始感受到使用这些设施的效率。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纸化办公并不再担心空间距离的远近时，我们就可以更多地改进这些基础设施了。 .这将让世界发生很大的改变。”
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公开源免费软件的存在，印度新创业的游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购买这些软件程序。拉奥说：“要不是因为21世纪初出现了大量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软件工具的成本将由有关利益方决定。若不是因为很多免费软件/共享软件具备和微软Windows ，Office，3D Studio Max ，Adobe Photoshop 一样的竞争力，这些程序的定价都会比现在高很多。网络给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带来了很多选择……游戏产业中已经有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选择在家中办公，这在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开发游戏毕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他们使用VPN （虚拟私人网络）进入公司的内部系统，这样就跟坐在工作间里办公没有差别。”
拉奥补充说：“网络让整个世界变得像一个市场。这种基础设施让我们可以从最合适的地方以最合理的价位获得最佳质量的产品，而且还可以让人们分享大量的知识和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整个实际也是很有好处的。经济发展将推动一体化，一体化也将推动经济增长。”拉奥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从中获益。Dhruva正在印度国内引导电脑游戏产业的发展，等印度市场开始将电脑游戏作为主流的社会活动时，已经立住脚跟的Dhruva就会从中获益。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得很大，很多国外的厂商也可以加入进来。美国人在获知游戏产业的发展趋势和产品设计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肯定抢先进入我们的市场，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一旦打开了这个市场，那些（从美国的角度看）因为外包失去的机会和财富将以10倍的收益返还到你们的手中……印度赚取的美元将会给它带来繁荣，极大地推动印度个人消费的发展，这意味着任何全球公司都可以在这里销售他们的产品。记住，我们拥有3 亿中产阶级，这比美国或整个欧洲的规模都大。”
印度现在的确有很多会讲英语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人才，他们乐于进取、服务意识也很强，但薪酬却一点也不高。拉奥说：“我们的确正在引导所谓的服务外包潮流，但我相信，这无疑只是个开端。如果印度人认为他们已经可以决定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东欧正在觉醒，中国也在极力发展服务业。我的意思是，今天你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好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平坦的世界正在运行新的基础设施。
当不同行业的人们都能充分利用新的基础设施时，你将看到大的飞跃。5~7年之后，我们将看到很多英语讲得很棒的中国学生陆续走出大学校园。而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西欧，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尽管印度现在还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它若想保住位次就必须努力工作，它必须永不停息地改进和在改进。“拉奥和他那一代印度人拥有的理想很值得美国人关注，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部分详细阐述。
拉奥说：“我们不能放松。我来自印度。印度过去在科技和商业水平上和美国差距很大。但是，一旦我们拥有了可以让世界变小的基础设施，我们立刻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这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今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切的结果……没有时间休息了。有很多人正在做和你一样的事情，他们还想努力超过你。这就像碟子里的水一样，你摇晃它的时候，它会找到最少阻力的路径。很多工作机会也是如此——它们将流向具备最少阻力和最多机遇的地方。假设在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ktu）有一个技术人员，倘若他知道怎样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联系，他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机会。你可以只做一个网站、拥有一个电子邮箱，如果你还能用这些基础设施展示自己的工作，如果人们很愿意将工作交给你，而你勤勤恳恳又没有不良交易记录，你就能在行业内立稳脚跟。”拉奥说，美国人和西欧人不应该抱怨外包，“你们应当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做更有价值的事情。20世纪，美国人一直在引导创新，那时候我们从未见美国人抱怨过。
我们一直将他们视为领导者，我们已经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在推销自己的时候咄咄逼人，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以前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很大“。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在和拉奥告别之前我问他，总体而言，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现在发生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必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人们开展商务活动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个人都必须提高自己，具备竞争能力。看，Dhruva刚刚从斯里兰卡厂商那里定制了作为赠品的棒球帽。”
“没有从班加罗尔的工厂定制吗？”我问道。
拉奥说：“没有。尽管班加罗尔是印度重要的服装出口中心之一，但在给我们报价的三四家制帽厂商中，斯里兰卡厂商提供的产品是最质优价廉的，我们对这笔交易很满意。这种状况还将不断优化，如果你感受到了印度人的无限能量，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被欺压者，我们有动力不断前进……印度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将成为统治者。”
“统治谁呢？”我问道。
拉奥也被自己选择的这个词逗乐了。他说：“印度不是要统治任何人，这是关键，不会再有那样的统治者了。现在是要让你为自己创造一个好机会，要把握这个机会，并且为自己不停创造更多的新机会。我认为时至今日，这种‘统治’应该是和效率有关的，它是关于合作、竞争力以及如何做好博弈者的……世界现在就是一个足球场，你必须在球队中做到出类拔萃。如果你还不够优秀，那你最好坐在那里看比赛。就是这些。”
汉语中Zoppies 怎么说就像10年前的班加罗尔一样，在今天的北京最容易找到急皮士的地方就是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处。2004年夏天的北京，我发现申请到美国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学生甚至还在网上开设了专门的聊天室，他们相互交流申请签证的经验和心得，比如对某某签证官要说某段话才奏效。他们甚至还给美国外交官起了外号，比如“亚马逊女神”
（也代指高大强壮的女人）、“秃顶大高个儿”和“帅哥”。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告诉我，一名新上任的签证官在第一天工作时，面试所有学生得到的答案都完全一样，因为他们都听从了聊天室的建议——“我去美国是想成为一位知名教授”。在听了一整天这样的回答后，这名签证官在第二天很惊讶地听到了这样的回答，“我母亲失去了一条腿，她虽然安了假肢，但我希望到美国学会给她安个更好的假肢”。这名签证官很高兴能听到不同的回答，他对这个男孩子说：“这是我一天中听到的最好的故事，我真得很崇拜你，我会给你签证的。”你可以猜到这一点。第二天，数十名学生依次出现这名签证官面前时，他们的回答都是要到美国给母亲安更好的假肢。
在跟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交谈时，我很快认识到，他们给这些学生发放签证时的感觉实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希望到美国学习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警醒自己的孩子：你们认识到将要面临的挑战了吗？
你们知道竞争场所已被夷为平地且门户大开了吗？正如一位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所说得那样：“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过去几十年亚洲其他地方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科技的繁荣和当地人民旺盛的精力。过去我在其他地方见过这种情形，现在中国也在发生这些变化。”
2004年春天，我去了耶鲁大学，当我在埃利。耶鲁的雕像附近散步时，两个讲汉语的旅行团从旁边走过，旅行团中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有。中国人已经开始组团环游世界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游客很可能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旅游产业。
但是，中国人参观耶鲁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艳羡。我们可以看一看耶鲁大学的数据：1985年秋季毕业班只有71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是中国人，1 名是苏联人；2003年秋季毕业班就已经有297 名中国毕业生和23名俄罗斯毕业生了；耶鲁大学留学生的总数从1985年秋季毕业班的836 名增加到2003年秋季的1775名；中国高中毕业生申请到耶鲁读本科的人数也从2001年毕业班的40人增加到2003年毕业班的276 人，俄罗斯则是从18人增加到30人。
1999年，来自中国成都的女孩刘亦婷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她的父母将培养女儿进哈佛读书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哈佛女孩刘亦婷》，书中提供了“已被科学地加以验证的方法”。这本书在中国十分畅销，2003年已销售300 万册。此后，中国书市又出现了类似的书籍，告诉你如何让孩子进入哥伦比亚、牛津或剑桥读书。
虽然很多中国人独渴望能到哈佛或耶鲁读书，但他们也在努力建设国内大学。
2004年，我应邀出席圣路易斯州华盛顿大学的150 周年校庆并发表演讲，这所学校一直以理工科见长。仪式开始前，我和该校理事马克。赖顿一起聊天。他提到，2001年春天他曾（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精英一起）接受邀请到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参加其90周年校庆。他说，这个邀请一开始让他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有大学庆祝90周年校庆——而不是百年校庆呢？
赖顿自己想，“也许这是中国的传统？”然而当他到清华大学时，他就知道答案了。他们邀请了全世界大约1 万多名学术精英参加仪式，目的就是要宣布“清华大学要在百年校庆的时候进入全球顶尖大学之列”。赖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给我解释，“这一庆祝活动还邀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市长，每个人都相信，政府对清华大学进行的投资将是富有成效的。清华大学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理工院校，他们设立这个10年目标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
就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时候，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对我说，（ovarian “出生决定命运”
lottery ）的规则已经发生改变，正如地理位置和个人才能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一样。
他说，30年前，如果你可以选择做孟买或上海郊外的天才或是做纽约州波基普西市（Poughkeepsie）的普通人，你可能会选择波基普西市，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有更多机会过体面的生活，即使你才能平平。盖茨说，随着世界的变平，很多人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享受公平的机会，个人才能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地理位置。
他说：“现在，我宁愿做出生在中国的天才，也不愿做出生在波基普西市的普通人。”
这就是柏林墙变成柏林商业街时发生的情形，30亿人带着勇于开展合作的新式工具汇合到一起。盖茨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人力资源是过去的5倍。”
来自俄罗斯的爱虽然我没有机会为这本书专门访问俄罗斯和采访俄罗斯的急皮士，但我也尽了最大努力。我让我的朋友托马斯。皮克林——美国驻莫斯科前任大使，现任波音公司负责跨国合作的副总裁——给我解释我听说的一件事：波音公司聘用曾在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工作过的俄罗斯工程技术人员帮助设计下一代客机。
皮克林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从1991年起，波音公司就开始将一些工作交给俄罗斯的科学家来做，为的是利用他们在空气动力学和航空合金材料方面的专长。
今天，波音公司已经有400 位俄罗斯籍科学家，他们负责一系列复杂的科学和数学问题。1998年，波音公司直接在莫斯科设立了航空工程设计办事处，这家办事处位于麦当劳公司在莫斯科建的12层大楼上。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大楼是麦当劳公司在苏联解体前用卖巨无霸赚得的卢布建成的——麦当劳公司曾承诺不将这些钱带出这个国家。
皮克林说：“7 年后，波音公司已经聘用了800 名俄罗斯科技人员，我们还打算将这一数字增加到1000人，也许还会是1500人。”他解释说，波音公司和不同的俄罗斯航空公司签署协议，这些公司在冷战期间一直以制造战机出名，比如伊留申，图波列夫和苏霍伊，他们为波音公司不同的项目提供专门服务。法国生产的飞机设计软件让这些俄罗斯工程师可以和他们在美国的同事合作开发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
波音公司已经建立了24小时工作制，这包括在莫斯科的2 个轮班和在美国的一个轮班。皮克林说：“光纤电缆、先进的压缩技术和航空工作流软件让他们可以将设计从莫斯科发到美国。”波音公司在莫斯科办事处的每层楼上都装有视频会议设施，所以莫斯科的工程师如果有问题需要和美国同事商讨，他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不必依赖电子邮件。
过去波音公司将飞机设计工作外包到莫斯科是一种试验，是一种副业；但在美国如今缺少航空工程师的情况下，这就成了一种必要。正是因为波音公司将这些低工资成本的俄罗斯工程师和高成本的美国设计团队结合了起来，波音公司才可以和它的竞争对手——空中客车旗鼓相当，后者得到了欧洲政府的大量补贴，并且也聘用了很多俄罗斯的工程师。美国航空设计师每小时的工资成本是120 美元，而俄罗斯工程师的薪酬却只是其1/3 . 但是接受外包的人也可以是外包者。
俄罗斯工程师已经将波音公司交给的工作部分外包给了班加罗尔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这家公司负责将飞机设计数字化，让飞机的投入生产变得更容易。皮克林解释说，过去的时候波音公司会对它的日本分包商说：“我们将波音777 机翼的设计图交给你们，由你们负责生产，然后你们要从我们这里购买整架飞机，这是双赢。”
今天，波音公司会对日本三菱公司说：“这是新型7E7 飞机机翼的参数，你不仅要设计出成品，还要负责生产。”但是日本工程师的工资成本是很高的。结果怎样呢？
三菱公司将7E7 的机翼设计外包给负责设计7E7 其他部分的俄罗斯设计师。
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波音公司正在考虑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所有这些外包都是为了让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变得廉价而迅速，这样波音公司就可以将资金用于开发新一代飞机并迎接空中客车的挑战。在三重汇合的条件下，波音公司现在只需11天的时间就可生产出一架波音737 ，而几年前他们还需要28天的时间。
波音公司只需3 天时间就能开发出新一代飞机，因为所有的零件都由计算机设计组装，而且波音的全球供应链也让它可以及时将零部件从一家工厂转移到另一家工厂。
为了在零部件和其他供应商获得最好的交易，波音公司现在定期进行“逆向拍卖”
（reverse auctions），供货商要相互不断压价而不是提价。他们竞标的对象包括很多，从波音工厂洗手间使用的卫生纸到库存的商品零件。波音公司会在特定时间在专门设计的网站上宣布拍卖，它会首先给出自己认为公平合理的价位，然后在线观察参与拍卖的供应商的所有报价。竞标者事先都是由波音公司审批过的，每一方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其他方的报价。
皮克林说：“你真的可以看到市场竞争的压力，就像看一场赛马比赛一样。”
另一版本的三重汇合我曾听比尔。布拉德利讲过美国一个上层妇女第一次从波士顿去旧金山的故事，她回到自己家中后，一位朋友问她对旧金山的感受如何，她回答说：“不是非常喜欢那里，那儿离海太远了。”
一个人头脑中已有的观念和倾向对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响很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错过三重汇合。尽管一切都在他们眼前发生，但他们的头脑却在别处。而3 件其他的事情恰巧也汇合到了一起，它们制造了这种烟雾弹。
第一个就是开始于2001年3 月的网络泡沫破裂。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很多人错误地将网络繁荣等同于全球化，所以当网络泡沫破裂时，很多网络公司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破产了，这些人就以为全球化也破灭了。Dogfood.com 和10个类似网站（承诺在30分钟内将10磅（1 磅=0.454千克）狗食送到你门口）的突然破灭都证明全球化和IT革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这纯粹是很愚蠢的想法。那些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网络繁荣、网络泡沫的破灭标志着全球化结束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再者说，网络泡沫的破灭实际还推动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模式，因为公司为了节省有限的资本不得不采用外包和离岸经营的方式。这位全球化3.0 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从网络泡沫破裂到今天，Google从每天处理大约1 亿条搜索发展为今天大约2.5 亿条搜索，其中只有1/3 的搜索发生在美国，其余都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随着电子港湾拍卖模式的全球化，它从2000年初的1200名雇员发展到2004年的6300名雇员。这些都发生在全球化被认为已经“结束”的时候。美国尼尔森互联网评级公司提供的数字显示，在2000~2004年间，全球因特网的使用率也增长了125%，其中非洲增长了186%，拉美增长209%，欧洲增长124%，北美增长105% .除了网络泡沫的破裂外，还有两大因素让人们看不到三重汇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9.11”，这对美国政体形成了很大的打击，随之而来就是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战争的浓烟和网络电视上喋喋不休的辩论中，三重汇合自然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还有就是安然公司治理丑闻和后来的泰科、世通事件，这些都让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布什政府无处藏身。尽管首席执行官们在被证明无罪之前都被认定是有罪的，但一向偏向大企业的布什政府也变得小心谨慎，不敢在公众面前表现对大企业的过度关心。2004年春，我见到了美国一家大科技公司的主管，他到华盛顿是为了游说政府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供更多的联邦基金，进而帮助美国工业建立更为坚实的基础。我问他政府为什么不召集首席执行官门召开会议以显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他摇了摇头，只说了一个词——“安然”。
造成的结果是：就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三重汇合也在重新塑造全球整体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做出很多重要的调整，可是美国的政客们不仅没有告诉公众这一点，反而还混淆视听。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辩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有利于美国，布什政府赶紧封住了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N.格里高利。曼昆的嘴。这是因为著有畅销经济学教材的曼昆曾经大胆地对外包表示赞同，称外包是“对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十分赞同的‘贸易能使双方受益’观点的最新证明。 .这是国际贸易的新方式”。曼昆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新的竞赛，看谁能作出最可笑的回应。获胜者是白宫发言人丹尼斯。汉斯德，他说曼昆的理论“经不起经济学最基本的检验”。丹尼斯，你所说的这种检验是什么呢？可怜的曼昆从此就很少出头露面了。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多数人错过了三重汇合。现在的确在发生很重大的变化，但在美国和欧洲并非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些变化。2004年初我造访印度之前，我也忽略了这一点，尽管我曾得到一些暗示，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情正在酝酿。这些年来，我所指的最有思想的商业领袖之一就是索尼公司的主席出井伸之（Nobuyuki Idei）。只要他一说话，我就聚精会神地去听。2004年我们见过两次面，每次他那带有浓重日语口音的英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井伸之说，我们这个商务科技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有一天人们会说这种变化“就像流星撞地球导致所有恐龙灭绝一样”。很幸运的是，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企业直到现在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像西南航空这样全球最好的公司正悄无声息地适应这些变化，以防止自己成为灭绝的恐龙。
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时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弗罗里达州迪斯尼世界的“迷离境界”（Twilight Zone ），我会四处采访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技术人员，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描述三重汇合的实例。但是正因为我在上面解释的原因，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将这些告诉公众或政治家。他们要么精力太过于分散，要么太关注自己的事业，要么是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但没有人想把这个告诉孩子们。
这就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的事实：在三重汇合的作用下，这个全新的平坦世界平台，已经开始摧毁我们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也就是说，世界通过光缆、互联网和工作流软件等的联结，已经摧毁了妨碍合作的围墙。人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能一起工作，人们从未想到的工作会在国家之间流动，现在很多传统的高墙已经消失了。相同的平台也已经掀去了我们的天花板。个人从没有想到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意见上传到博客，或者上传一种新的政治视野，或者上传一部百科全书，或者上传一种新的软件。
人们突然发现，作为个体，他们能够对世界产生全球性冲击。随着传统天花板的消失，人们就能够向上突破，以之前想象不到的方式获得成功。接着，地板最后也消失了。
由于搜索行业的兴起，人们现在能够寻根究底，搜索到事实、引文、历史，以及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个人数据。阻碍我们深入挖掘过去或现在任何事物或任何个人的传统的坚硬的水泥地板已经消失了。
的确，这些围墙、天花板和地板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消失的。平坦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但是在三重汇合的作用下，平坦化已经到达一个关键的集中阶段，它涉及如此众多的人物和地点。
因此让我留给你以下思考：你还记得商业媒体过去20年中一直在吹捧的“IT革命”吗？对不起，那只是序曲。过去的20年只是在铸造、磨砺和分发所有用于合作和联系的新式工具。现在真正的IT革命即将开始——就在这些工具的补充物也开始汇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拨开迷雾、确切地给这个时刻下定义的是惠普公司的卡莉。费奥里娜，她在2004年时就在公共演讲中宣称，网络的繁荣和萧条只是“开始的结束”，过去25年对于科技领域来说只是“热身行为”，现在我们将进入主要阶段，“我所谓的主要阶段指的是科技可以改变商业、生活和社会每一方面的时代”。
第四章大整顿
当世界开始从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命令和控制）向日益水平的价值创造模式（联系与合作）转变，当我们同时驱散那一道道“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人们立刻发现他们面临着许多纷纭复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只是影响商业运作的方式。变化会影响下列许多方面：个人、团体和公司的组织方式，公司和团体的兴亡，个人如何扮演好其作为消费者、雇员、股东和市民的不同角色，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及政府在这一变迁中发挥何种管理作用。这一切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在圆形的世界所习惯了的各种角色、习惯、政治地位和管理实践不得不进行深入调整，以适应平坦的时代。一句话，随着2000年前后出现的三重汇合，我们将亲历我命名为“大整顿”（the great sorting out ）的时刻。
我和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交谈后开始考虑大整顿的问题。桑德尔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描述的世界变平过程实际最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只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变小、变平和马克思当年的情形存在程度的不同。马克思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著中强调了同样的历史趋势，科技和资本排除了全球商业发展道路上所有的障碍、边界、摩擦和限制。
桑德尔解释说：“世界将成为不受各国边界限制的全球市场——马克思是最早预当见这一点的人物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可以瓦解一切封建、宗教和民族实体的力量，认为它将导致市场力量统治下的全球文明。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一旦资本主义消除了民族和宗教的障碍，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就会凸显，全世界的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在去除了爱国主义和宗教因素的干扰后，他们会认清所受的剥削，并起来反抗。“的确，今天当我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我十分惊异地发现马克思曾那么敏锐地刻画了在工业革命期间令世界变平的因素，而且他还预见了这些因素令世界不断变平的方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每次读到这一段时，我都会对马克思在1848年的论述惊奇地连连摇头。在提到《共产党宣言》时，桑德尔对我说：“你所说得和马克思预言的十分类似。你说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将低效和摩擦排除在市场和经营之外。这就是你对‘平坦’的定义，但平坦的、无摩擦的世界却是把双刃剑。就像你所说得那样，它可能会对全球的商业发展有利，或者像马克思所说得那样，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但是，它也可能给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和社团构成威胁。从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开始，人们就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完美的市场——不受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和语言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差别的阻碍。但是想象中的美好却总是被现实所打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制造摩擦和低效的地方，尽管有些低效的确是应该极力避免和消除的，但也有些低效的来源却是人们十分珍视的机构、习惯、文化和传统，他们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等非市场价值。如果全球市场和新的通讯技术抹去了这些差异，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从一开始起就是围绕哪些摩擦、障碍和国界只是无用和低效的根源，哪些是属于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的身份和属性的根源。从电报到网络，每种新的通讯技术都有望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加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让我们更接近完全高效、无摩擦的全球市场。而且，每次这个问题都会被很迫切地提上日程：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低效情况的发生？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全球市场不能提供的价值观？一些摩擦的来源的确值得保护，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已威胁其存在的情况下。‘当然，最大的摩擦来源一直是民族国家，它具备界定清晰的国界和法律。民族国家传统上提供把我们的生活组织起来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国界是我们应该希望保留或者能保留在平坦世界的摩擦来源吗？
那些限制信息、知识产权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障碍呢？——例如版权、工人保护、最低工资。在三重汇合的情况下，令世界变平的因素对摩擦和障碍消除得越多，他们给民族国家、特定文化、价值观、国民特性、民主传统以及过去为工人和团体提供保护和缓冲的约束合同构成的挑战就越大。
为了更加容易地开展合作，我们应该保留哪些东西呢？
无疑，构成我们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不会突然以相同的速度在各处消失。但它们正在消失。对此，一些人感到愉快和自由——他们有机会增高、扩展、挖掘或用一整套新的工具沿着任何方向进行建造。另一些人会感到自由减少的焦虑，找不到支持，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什么保护他们不受干扰。一些人觉得完全解放了，而另一些完全找不到方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即使社会沿着一个方向发生快速变化，也会带来高度的不稳定。对于在3 个方面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社会来说，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清。这给人们带来了压力。旧的界限——墙、天花板和地板——打破了，但我们并不确知：什么将取代它们。但我们无比清楚：我们仍然是人类，而人类需要墙、天花板和地板——我们需要认同的行为、保护版权和举行投票。
开放资源运动（the open-source movement）的倡导者会告诉你：“网络”
将建立新规范。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正确的。例如，eBay社区是一个虚拟的市场，没有围墙、天花板或地板，他仍采用了一套规范的体制，为个体的诚实交易奖励一颗星星，为使用者提供了信息反馈的机会，使每个人的交易历史对社区的每个人来说都变得透明，结果建立起一种框架，鼓励从社区大量涌现的良好行为，并一直得到维护。但开放资源运动的倡导者说总是能够依靠“网络”来建立新规范时，这就有点言过其实了。毕竟，基地组织是一个网络，而他所提倡的价值很少增进和平、宁静以及世界一致。网络也能以空前的速度传播流言蜚语，并且不总是立即得到更正。回想在网上维基百科传播的关于老约翰。塞根塔勒（John Seigenthaler Sr. ）参与暗杀所散发的毒害。有个谣言说犹太教徒被警告在9 月11日上午不要去世贸中心上班，这一大谎言开始在穆斯林世界的某个地方出现，并像野火一样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拆穿其假面具的无数新闻报道都不能根除这一谣言。我相信，这主要是由于网络社区的多样性。我怀疑，散布谣言——犹太教徒被警告不要在9 月11日去上班——的网络是高度同质的网络，主要由思想类似的人们组成，他们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所传播的谎言，并且在没有其他观点并存的情境下公布自己的观点。在平坦的世界中，这是许多网络的真实情况。
由此，在将来限定我们的“天花板、围墙和地板”将会呈现混合模式。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家、政府、公司和新闻机构必须与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和公司合作来逐渐制定出在平坦的世界中行动的新规范和新界限。这将成为大整顿的组成部分，将肯定成为平坦的世界中民族国家之间、网络之间和内部政治争论的前沿话题。下面是一些说明性的例子。
印度VS印第安纳：谁在剥削谁桑德尔教授认为，我所说的“合作”可能在别人看来只是对能在印度雇用廉价劳动力的美称。如果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从印度公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合作形式、外包形式则会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能力增强的表现。他们可以培养、利用和受益于自己的智慧，在世界变平之前这些智慧往往被浪费掉了。如果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说，限制外包的摩擦、障碍和价值观应该被保持，甚至是加强。但是从印度人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障碍和摩擦因素都应该被消除，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维持公平、正义和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一个人的经济自由可能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业。
让我们看看在真实的世界里所发生的情形：2003年印第安纳州就该州处理失业赔偿金的计算机系统升级项目提出招标。猜猜最后谁赢了？Tata America International——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塔塔公司的报价（1520万美元）
比最接近的报价（由纽约的德勤和埃森哲两家咨询公司提出）低了810 万美元。
印第安纳州没有一家企业参与竞标，因为这个项目对他们来说规模太大了。
换句话说，印度的一家咨询公司获许给印第安纳州的失业救济部门提供服务。
印第安纳州将可以给本州居民弥补外包不利影响的部门也外包了出去。塔塔计划派大约65名雇员到印第安纳州政府工作，在那里还有18名该州的工人与他们配合。塔塔还说，它将雇用当地的一些分包商，但是大部分工人仍将来自印度。《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Indianapolis Star ）2004年6 月25日的报道称，这些计算机的升级一旦完成“就将加速该州失业救济的处理速度，并且还会节省邮递费用，减少由此引起的争端”。
你也许可以猜出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报道说：“州长弗兰克。班农的副手签署了这个政治上较为敏感的4 年期合同，之后在2003年9 月13日这个民主党州长就去世了。”
但是当合同内容公布于众时，共和党人却把它当作了大选中攻击民主党人的工具。后来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接替弗兰克。班农担任州长的民主党人乔。
克南命令取消合同并制定法律阻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他还命令将这一合同分解成若干的小合同，这样印第安纳州的公司就承担得起，虽然有利于当地的公司，但对于该州来说却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这篇报道还说，印第安纳州政府支付给塔塔集团99.3万美元，作为8 周工作的报酬，在此期间塔塔集团为印第安纳州培训了45名软件程序员。该州负责劳力开发的委员阿兰。德格纳说：“这家公司很好相处。”
我现在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个印度- 印第纳纳州的故事中，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印度咨询公司的美国分支机构建议通过给计算机升级为该州的纳税人节省810 万美元，在使用印度雇员的同时也雇用当地人。这笔交易会让这家印度企业受益，它也会让一些印第安纳州的技术工人受益，它为该州居民节省下来的税收可以在别处雇佣更多的工作人员、建更多的新校舍等。然而，整个合同在被亲劳工的民主党签署后却被倡导自由贸易的共和党摧毁了。
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
在旧世界中，价值通常都是在单个企业从上而下垂直创造的，很容易看出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但是当世界开始变平，并且价值创造日益水平化时（通过多种合作形式，个人拥有更多能力），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一些旧的政治哲学已经不再适用。过去，印度人在国内最好、同时也是名列全球前几位的科技院校接受完教育却无法在印度找到合适工作，以至于那些没到国外寻找机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国内以开出租车为生，他们是不是“被剥削”了呢？如今，当这些工程师加入印度最大的咨询公司，拿到在当地相当优厚的报酬，并且可以将他们的技术在平坦的世界中充分加以运用时，他们是不是被剥削了呢？或者，当这些印度工程师要价比美国咨询公司低得多时，是他们在剥削印第安纳州的人民，还是印第安纳州的人民在剥削这些廉价的印度工程师呢？有没有可以告诉我，在这个故事中究竟是谁在剥削谁？
传统的“左派”会站在哪一边呢？跟那些试图在发达国家中运用得来不易的才能、同时薪酬也还不错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站在一边？还是跟那些希望将工作交给本州选民、尽管他们的要价更高的政客们站在一起呢？传统的右派会站在哪一边呢？
站在那些希望通过外包减少财政支出的人一边，还是那些宁愿提供税收也要将工作机会保留在当地的人一边呢？如果你认为全球化会伤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反对他，你又会站在哪一边呢？印度还是印第安纳州？
印度与印第安纳州之间的争端说明很难在两个集团的利益间划清界限，他们以前从未想过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更不用提合作了。但他们醒来后突然发现，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工作关系日益成为水平合作关系，他们不仅相互联系和开展合作，而且迫切需要一个社会契约来管理他们的关系。
更重要的事情是：不管我们谈论的是管理科学、政治科学还是生产和研发，很多博弈方和程序都将必须和“水平化”密切相关。一切都需要很好地加以整顿。
公司将何去何从呢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就像不同的工人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整顿一样，公司和社团的关系也是如此。公司受什么价值观的影响，他们会维护和尊重谁的利益？显然，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跨国公司努力在全球寻找机会和利用全球的资源，并使自己更适应平坦的世界。过去，一个国家依靠该国最成功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霸权以确立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或世界地位。当商业主体更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益和工作机会，当股权活动日益要求这些公司树立全球目标，在全球寻找机会和利用资源时，将会发生什么呢？这些公司的利益和需求日益与其总部所在国失去联系。过去人们常常说，通用汽车公司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但是今天，人们会说：“戴尔公司体现了马来西亚、中国、爱尔兰、印度等国的价值观。”今天的惠普在170 多个国家拥有15万雇员。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消费品公司，也是欧洲、俄罗斯、中东和南非最大的IT企业。尽管惠普的总部在帕罗阿图市，但如果它大部分的雇员和消费者都在美国之外，它还能称得上是一个美国公司吗？如果一家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只在一个国家进行，那它根本不能生存，即使这个国家是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所以现在让民族国家和它的国民夜不能寐的应该是怎样应对不受民族国家限制的公司。它们会忠诚于谁呢？
对冲基金管理人迪纳卡。辛格说：“美国公司表现得很好，这一点不错，但这也是因为他们调整自己适应了平坦世界的缘故，它们将尽可能多的生产外包给了最廉价和高效的供应商。如果戴尔产品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在中国沿海地区完成，然后再卖给美国的沿海地区，戴尔必将从中获益，美国的消费者也将获益，但美国的劳工能否受益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戴尔希望世界能越来越平坦，摩擦和障碍也越少越好，很多别的公司也希望如此。外包让它们可以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市场进行生产，然后在利润最丰厚的市场完成销售。全球化3.0 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对资本不好的事情。资本家只需出钱购买创意、雇用世界上最质优价廉的劳动力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戴尔的股票、股东、消费者以及纳斯达克都从中受益。
所有和资本相关的事物都有良好的表现。但美国的工人和社团却只有一部分可以受益，其他的工人和社团将感受到世界变平带来的痛苦。
从跨国公司最初在世界各地寻找劳动力和市场开始，它们的利益就总是超出总部所在的民族国家。但在今天的平坦世界中，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种类的不同。
企业在分派研发任务、生产低端和高端产品方面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自由、从未遇到过这么少的阻力，但这对公司与它们母国的长期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就不是我很清楚了。
让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吧：2004年12月7 日，IBM 宣布将个人电脑（PC）业务整体出售给中国联想集团，后者将因此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年收益大约为120 亿美元。IBM 同时将获得联想集团18.9% 的股份，两者将建立在个人电脑销售、融资和全球服务方面的战略联盟。形成战略联盟的新集团将把全球总部设在纽约，但它主要的生产基地将在北京、罗利（北卡洛莱纳州的首府），研发中心将在中国、美国、日本，销售网点将遍布全球。整合后的联想集团将是IBM 优先考虑的PC供应商，而IBM 也将成为新联想在服务和融资方面优先考虑的供应商。
你还在接着读吗？大约1 万名员工将从IBM 转到联想工作，联想成立于1984年，它是第一家在中国引入家用电脑理念的公司。从1997年起，联想就一直是中国排名第一的PC品牌。媒体揭露了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杨元庆——董事会主席（原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沃德——首席执行官（原IBM 个人电脑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弗兰。奥沙立文——首席运营官（原IBM 个人电脑事业部主管）；马雪征——首席财务官（原联想首席财务官）。”
让我们谈谈水平价值创造的问题吧：新的个人电脑公司仍归中国人所有，总部设在纽约，工厂在北京和罗利，它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财务官是中国人，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是美国人，公司将在香港上市。你会把它称作一家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
联想对哪个国家有归属感，还是仅仅将自己视为在平坦世界上漂浮的企业？
这个问题在媒体报道中也有所预见：“联想的总部将设在哪里？”他提供的答案是：“作为一家全球企业，新联想在地理位置上是很分散的，人员和实物资产都将遍布世界各地。”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吧。
冷酷的事实是，管理层、股东和投资者大多对利润的出处并不关心，他们也不在乎给那里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他们确实希望公司能持续发展。政治家们迫于压力不得不设法增加本地就业，而居民——不管他们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印度人——都希望好的工作机会能留在自己国内。
一家欧洲大型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我们现在是一家全球研发公司了。”
对他的股东和投资者来说，这的确是个很重大的消息。他接触的是世界各地最有智慧的头脑，虽然这些人并不一定都在国内，但却一定能给他节省开支。他私下里告诉我：“不过这最终肯定会给我们国内的就业造成影响——也许不是在今年，但5~15年内肯定会显现。一开始你可能还会和政府商谈怎样为国内保留就业机会，但日子久了你就必须首先考虑股东的利益了。”
这就是说：如果我能以在美国或欧洲雇用1 名研究人员的价格在中国或印度雇用5 名优秀的研究人员，我将选择后者，长此以往，我们自己的国家就会失去它的一部分技术基础。能将公司和其目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有真正聪明的国民，他们不仅可以在更大的全球蛋糕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份额，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新的份额。
这位首席执行官说：“我们已经习惯于高收入，现在我们真的必须靠自己去赚这笔钱了。”
但现如今，即使要辨别一个公司的母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劳斯莱斯公司的主管约翰。罗斯爵士曾跟我说：“我们在德国有一桩大买卖。我们是勃兰登堡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雇主，最近我和德国总理施罗德有一次聚餐，他对我说：”你们是一家德国公司，为什么你不在下一次陪同我出访俄罗斯呢？‘施罗德此行的目的是到俄罗斯给德国公司招揽生意。他认识到，尽管我们的总部在伦敦，但我们的业务却是围绕如何在德国创造价值展开，这对德俄关系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劳斯莱斯的总部尽管在英国，但他却通过水平的全球供应链经营。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被英国女王册封爵位的大英帝国公民，却被德国总理邀请一同访问俄罗斯，这一切都因为劳斯莱斯供应链的一个链环恰巧穿过勃兰登堡。
我的朋友格伦。福岛是一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当年与美国军队驻扎在日本，因此格伦于1949年出生于那儿的一家美国军方医院。他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最后于1985年从一名律师成为美国商务代表（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办公室负责日本事务的主任，而后成为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负责日本与中国事务的主任助理，代表美国与这两个亚洲“巨人”进行艰难的贸易谈判。1990年他来到东京，随后他担任着AT&T以及其他美国跨国公司的一系列高级行政职务。1997年，他被美国同伴选为驻日本的美国商会会长，这是他担当的异乡为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志愿工作。2005年9 月我路过东京，在Okura 旅馆他的位于角落的桌子上与他像往常一样共进早餐。我问起他的工作来，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在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他刚刚成为欧洲联盟空中客车公司（the European consortium Airbus）
日本运营处的总裁。他现在管理着这家欧洲皇冠钻石制造公司的日本商务，帮助这家公司尽力打败美国皇冠钻石制造公司——波音公司，向日本——他的祖籍所在的国家出售客机。
“当我加入空中客车公司以后，这儿的美国大使馆通知我：不再允许我参加驻日本的美国商会理事会与美国大使举行的月度会议。”福岛先生这样说，那时他是商会会长，正在主持商会的50周年纪念活动。毫不奇怪，大使馆工作人员不希望代表欧洲主要工业财团的人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协助，这也许不利于美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与其竞争。而福岛先生认为，“我在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他们反映出时代特征，不服从纯粹的国家划分思想”。他说，跨国公司经理主管人员的国籍、公司总部的地理位置和高级管理人员最为关注的市场这三者之间已不再有相互关系。顺便说一下，每架新的波音787 飞机的一部分零件将会在日本进行制造，还有其他很多组件将在欧洲进行制造。无论是欧洲的飞机——“空中客车”，还是美国的飞机——波音，都将利用来自平坦世界中的所有零部件和设计。
是的，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
从命令和控制到合作和联系在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离职前，我前去采访他，采访的地点在美国国务院办公楼的第7 层，当时陪同他的还有他的两个媒体顾问。我忍不住问他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世界已经变平的，他只用一个词回答：“Google .”他说，他在2001年刚接任国务卿时，如果需要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联合国决议的文本，他会让副手帮他寻找材料，为此常常需要等待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时间。
“可是现在我只需Google‘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42 ’，这一文本就会出现。”
他还解释说，他发现自己独立完成的调查研究一年比一年多。这时候，旁边的一个媒体顾问说：“是的，他现在不再让我们帮他查找信息了，他已经掌握了信息，他找我们就是要采取行动了。”
一位副手透露说，曾是美国在线董事会成员的鲍威尔也经常使用电子邮件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联系，在召开峰会时还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克。司特劳用即时通讯的方式保持联络，就好像他们是大学同学一样。鲍威尔说，手机和无线通讯技术让任何一国的外交部长都无法躲避他。在我采访他的前一周，他一直在寻找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他先是拨打俄罗斯外长在莫斯科的手机号，后来又拨打他在冰岛的手机号，接着又拨打他在老挝的手机号。鲍威尔说：“我们有每个外交部长的手机号码。”
我从所有这些故事中提取的要点是，当世界变平时，把等级制度夷为平地的不仅是那些可以做大事情的小人物，还包括可以做小事情的大人物——他们可以自己完成更多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真的对我触动很大。鲍威尔的媒体顾问之一、一位年轻女性在采访结束后将我送出办公室，路上她对我说，“黑莓”（BlackBerry ，无线电子邮件接收器）让鲍威尔随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找到她和她的老板。
她开玩笑地说：“我根本摆脱不了这家伙。”因为鲍威尔总是不停地通过电子邮件给她发指令，前一个周末当她和朋友一起在商场购物时，她突然收到国务卿发来的即时讯息，让她完成一些公共关系方面的任务。她说：“我的朋友都很惊讶。我在和国务卿对话！”
这就是当你从垂直世界（命令和控制）进入更加水平世界（合作和联系）时的情形。你的老板除了能完成自己的事情外，他也可以做本属于你的活儿。他可以是国务卿，也可以是自己的秘书。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都可以给你发布指示。
如果这些老板们愿意，他们可以比以前更加直接地同更多的员工开展合作，不管这些员工是谁，也不管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哪一层。但是员工也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他们才能比老板获知更多信息。如今，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这种对话将大为增加：“我已经知道了！我自己用Google查的。”
多重身份的紊乱在平坦的世界中需要对多重身份加以调整的不仅是社团和公司，还包括个人。在平坦的世界中，我们的多重身份——消费者、雇员、公民、纳税人和股东——将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商务顾问米切尔。汉莫说：“19世纪的主要冲突是劳资冲突。现在是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冲突，公司夹在中间。消费者会对公司说：”让我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然后公司会对雇员说：“如果我们让他们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我们就会陷入麻烦。我们不能给你担保工作，工会干事也不能，只有消费者可以。’”
《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 日报道说，沃尔玛2003年的收入为2560亿美元，它将其中大约13亿美元用于给45% 的员工（大约53.7万人）购买医疗保险。沃尔玛最大的竞争对手考斯克（Costco）给96% 的全职或兼职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其中全职员工在工作3 个月后、兼职员工工作6 个月后就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在沃尔玛，多数全职员工必须工作6 个月、兼职员工工作至少2 年才能享受医疗保险。文章还说，沃尔玛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大约为每月1200美元，或每小时8美元，他还要求员工自己承担所享受福利的33% ，目前这一比例将降至30% . 沃尔玛的医疗保险计划要求每个家庭每月必须负担高达264 美元的保费，有些治疗的自付金额高达1.3 万美元，如此高的开支让享受医疗保险的员工也承担不起。
这篇文章还表示：“支持沃尔玛的华尔街，在那里考斯科反而被指责劳工成本过高。”沃尔玛已经将成本压至最低，而考斯科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考斯科的税前利润只有收入的2.7%，还不到沃尔玛5.5%的一半。
且慢，我们若是沃尔玛的消费者，不是希望它能除去所有的中间人、冗余和摩擦，让我们得到最低的价格吗？最贫穷的美国人——他们通常没有卫生保健——难道不是从中受益最多吗？这正是塞巴斯蒂安。马尔莱伯（Sebastian Mallaby）在2005 年11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他写道：“沃尔玛的批评者宣称，这一零售商对美国穷人不利。”这一主张是后向推理的：正如纽约大学的詹森。法玛所说，沃尔玛是“一个随时代进步的成功故事”。
在2004年的运动中，法玛向John“Benedict Arnold ” Kerry提出了建议，而从未接受沃尔玛的报酬；他不是公司的辩护者。
但是他指出，光是沃尔玛的食品折扣每年就为美国购物者节省了至少500 亿美元。如果计算沃尔玛的所有商品折扣，所节省的金额可能有500 亿美元的5 倍之多。对于贫穷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所节省的金额显得特别重要。沃尔玛商品的消费者平均年收入为3.5 万美元，而塔吉特（Target）商品的消费者平均年收入为5 万美元，考斯科商品的消费者平均年收入为7.4 万美元。此外，沃尔玛的“每日低价”对穷人来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把收入的较大比例用于购买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
就扶贫力量来看，沃尔玛的2000亿美元加上对消费者的补助，可能比得上多个联邦项目。
我们若是沃尔玛的股东和购物者就希望它能除去供应链中的冗余和摩擦，消减雇员福利，尽可能地增加利润，保持商品低价。但我们若是沃尔玛的工人，我们肯定很痛恨沃尔玛的工资和福利制度。大家都知道，由于美国最大的公司沃尔玛不能给所有雇员提供医疗保险，一些人只能去地方医院的急诊室治疗，这最终还是由纳税人负担。
《纽约时报》报道说，乔治亚州的官员调查发现，“沃尔玛员工的1 万多名子女都被列入该州财政负担的儿童医疗项目，每年要花掉纳税人近1000万美元”。
同样，“北卡洛莱纳州的医院发现，他们治疗的1900名自称是沃尔玛员工的患者中，31% 的患者加入了医疗救助计划，16% 的患者根本没有医疗保险”。
记者莉莎。费瑟斯通（Liza Featherstone ）2004的著作《贱卖妇女：在沃尔玛的妇女权力斗争》对沃尔马因歧视妇女被送上法庭一事进行了跟踪报道。2004年11月22日，费瑟斯通在接受Salon.com 的采访时谈及自己对此书的看法：“美国的纳税人不得不给沃尔玛的很多全职员工支付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粮票——因为沃尔玛的员工在很多方面都不能自给自足。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山姆。沃顿一直被视为美国自给自足精神的象征。而且沃尔玛对共和党竞选人的支持也是很不诚实的：他们提供的竞选资金80% 都给了共和党，但共和党又倾向于不支持沃尔玛赖以生存的公共援助项目。事实上，沃尔玛应该要求设立全国医疗保险，他们至少应该承认自己无力给员工提供这些福利，要求国家设立更加全面的福利制度。”
当你掂量自己的多重身份时——消费者、雇员、公民、纳税人、股东——你必须决定：你更喜欢沃尔玛还是考斯科的方法？这在平坦的世界中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你综合考虑了多重身份后，你希望公司变得多么平坦呢？因为当你把中间商排除在外，当你让供应链完全变平时，你也让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政府。你希望政府变得多么平坦？为了让公司更容易地在平坦世界中开展竞争，你希望政府能解除规则减少多少摩擦呢？众议院议员兰姆。伊曼纽尔是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曾是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副问。他说：“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我们精简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的医药审批流程，目标只有一个——让医药更快地进入市场。然而这给公共健康造成危机。万络事件就表明，医药安全问题在加快审批的过程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将危险药品排除在市场之外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
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全球供应链能提供最便宜的药品，但作为公民，我们希望也需要政府能监督和监管供应链，即使这意味着摩擦的存在或增加。
让我们理理思绪。
谁拥有什么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还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必须加以整顿的：谁拥有什么？我们如何建立法律保障来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这样他或她就可以将创新收益用于开发新产品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怎样尽可能地降低围墙，鼓励分享知识产权呢？
微软的技术主管克里格。芒迪说：“如果对知识产权实行统一待遇，世界肯定就不是平坦的了。”他说，如果一个创新者可以自己汇集很多资源、从平坦世界召集合作者然后在某种产品或服务上取得真正的突破，那将是非常美妙的。但是如果别人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和工具克隆和分销他的新产品，这位创新者该怎么办呢？如今在软件、音乐和医药领域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而且科技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你要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很快仿制的了”——从微软生产的文字处理软件到飞机零件。世界平坦，我们越需要可以和各种合法或非法合作方式相配套的全球治理体系。
我们可以以美国专利法为例。公司可以对一项创新做3 件事情：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然后自己负责生产销售；可以申请专利后，特许别人生产；可以申请专利后，与别的公司交换使用对方的专利产品，这样他们可以共同生产某种产品，比如电脑就是由多种不同专利汇集在一起的产物。美国专利法在技术上还是相对中立的。但是专家告诉我，已有的案例法很明显是歧视交换使用专利和不鼓励推广专利产品的，它更关注的是保护单个企业生产自身专利产品的权利。在平坦的世界中，公司需要的是对这两种行为都鼓励的专利体系。一国的法律体系越鼓励交换使用专利和标准，这个国家的合作创新成果就越多。个人电脑就是交换使用专利的产物，有的公司拥有光标显示器的专利，有的则拥有鼠标和屏幕的专利。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从开放资源的协作和团体中涌现出来，知识产权法必须进行调整——否则，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将不能从平坦的世界中获益，或者不能避免平坦的世界中的缺点。“为了使合作创新兴旺起来，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对知识产权的观念。”IBM 的总裁萨姆。帕尔米萨诺（Sam Palmisano ）说，“设立知识产权法的初衷是使得个人和机构能从他们的发明中得到报酬，同时使得整个社会可以利用这些知识财富。而在这一很精巧的框架内，应优先考虑谁的利益呢？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激励创新的最好方法就是严格保护发明者的私人利益。而其他人认为，应该让其他人有充足的机会利用新创造的知识财富。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解决途径，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必须保护真正做出新的、有用的发明的个人和公司的利益。同时，我们也许要保护创新团体、创造性的生态系统的利益——这些团体没有组成公司或者受到特许，但他们在参与真正的——并且确实重要——创新活动。在后工业时代，我们需要扩展有关所有权的观念。“
当你在思考所有权问题时，不妨也想想下面的问题。2004年11月13日，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贾斯汀。M.埃尔斯沃思在伊拉克巡逻期间被地雷炸死。同年12月21日，美联社报告说，他的家人请求雅虎提供自己儿子电子邮件的密码，这样就可以看到他曾经收发的信件。贾斯汀的父亲约翰。埃尔斯沃思告诉美联社的记者：“我希望通过他的话怀念他。他在做自己认为有必要作的事情，我希望能把他的信件永远保存下去。这是我儿子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交流都以比特（bits）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开展，并且存储在世界各地的服务器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控制这个网络王国。现在的问题是，当一个人死后，他的比特由谁掌管呢？美联社的报道称，雅虎后来拒绝给贾斯汀的家人提供他的密码，理由是雅虎邮箱在连续90天没有激活后就删除所有记录，而且所有的雅虎用户一开始就认可了雅虎的用户须知——用户的ID或记录在死亡后将终结。雅虎的女发言人卡伦。玛宏告诉美联社的记者，“虽然我们对死者的家人深表同情，但雅虎的账户是不能转让的”。随着数字格式越来越多地取代纸面材料，你最好在死之前整理好一切，并且在遗嘱中写上愿意将你的比特留给谁。
这是真的。我将本书的很多章节都存储在我的美国在线信箱里，感觉这是网络空间中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在写作过程中遭遇了什么不幸，我的家人和出版商就可以对美国在线提出请求。
推销员之死2004年秋，我去明尼阿波利斯市看望我母亲，并且连续碰到了3个能说明平坦世界的例子。首先，在我离开华盛顿的家之前，为了找到一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拨打了411 （查号台）。一个电脑化的声音要我告诉他查询对象的姓名，不知道为什么，电脑总是不能听清我的声音，它不停地用电脑化的声音问我，“您说的是。 .吗？”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它，但后来我的声音已无法遮掩我的愤怒（不然电脑还是听不懂），最后，电脑将电话转给了接线员。我最终也没感受到这种电脑服务的好处，虽然他可以消除各种摩擦。我渴望这种摩擦，也许通过电脑提供电话号码更廉价而且更高效，但对我而言这只是带来了挫折。
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市后，我和家人及朋友聚餐，其中一个朋友一直在中西部地区做批发商，给这一地区的零售商提供商品。他是个天生的推销员。我问他最近的行情如何时，他叹了口气说，行情已大不如前。他解释说，每种商品的利润空间只有1%. 但实际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他批发的大多是大宗商品，因此在销量很大的情况下，即使利润空间很小也不要紧。真正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跟自己的大客户已经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即使日用品和低成本的商品也有一些差别，需要在出售时加以说明和强调。“一切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我联系国内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他说，‘把你的报价给我用电子邮件发过来’。我从未见过他，有一半的时间他都不回复我的邮件。我不知道该怎样跟他打交道……过去我常常直接到他们办公室，给这些买主一些维京航空公司的机票。我们都是好朋友……现在每个人都只关心价格。”
幸好我这个朋友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有很多企业。但当我后来反思他的话时，我回想起《推销员之死》中的场景：威利。洛曼说他和同事查理不同，他希望能“讨人喜欢”。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不管在生意场还是在生活中，性格、人格和人际关系都比聪明更重要。威利说：“那些在生意场上露脸的人，那些引起人们注意的人才会取得成功。讨人喜欢的人永远不会缺少东西。”
然而在平坦的世界中就未必如此了。用电子邮件和网络是很难创造人际关系的。
有一天我和朋友肯。格里尔一起吃饭，他经营一家媒体公司（我会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肯也拥有同样的悲哀：很多合同都给了那些只是在销售数字而非灵感的广告公司。然后肯就说了一些很能打动我的话：“就好像他们将经营中的‘脂肪’都给切去了一样，他们将一切都变成了数字游戏。但只有脂肪才是让肉很香的东西。
瘦肉根本不出味儿。
